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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辩诉交易制度建构剖析 　　（贵州大学科技学院 贵州 贵阳550003）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08）09-00 　　摘要：辨诉交易在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具有极大的优势，可以在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以最小的司法成本的投入实现最大的司法和社会效益。我国目前面临着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社会的复杂性之间的尖锐矛盾。本文就“辩诉交易”在司法层面是否适合中国作出解释，希望能为中国法制建设提供有力的建议。 　　关键词：辩诉交易合理性可行性 　　 　　一、辩诉交易概论 　　 　　（一） 辩诉交易的概念 　　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案件庭审以前，被告人就其罪名或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控诉方的某种让步，从而获得较轻判决或减少指控的制度。它通常表现为控诉方与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而达成的协议。它是20世纪以来首先在美国确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诉讼模式。 　　（二）辩诉交易存在的现实基础 　　1．对抗制诉讼模式。又称“当事人诉讼主义”，“沉默的法官，争斗的当事人”是这种诉讼模式的重要特征。它允许实行变更原则，允许控诉方变更追加撤回诉讼，同时采用起诉认否程序，即在刑事诉讼中如果被告人自愿而不是被强迫作出有罪供述，则对案件事实无须进行举证和辩论，法官可以径行作出有罪判决，这都为辩诉交易的实行提供了制度基础。 　　2．控诉方对交易客体的有效处分权。所谓交易客体就是指被告方通过辩诉交易想要获得的法律命运。正因为对抗制诉讼模式，美国的检查官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尤其是其司法制度允许的变更原则，使检查官可自由决定降格起诉或不起诉，这便确立了控诉方可与被告方实行辩诉交易的法定资本，使交易产生了 　　可能性。 　　3．民众基础。在美国，人民对安定和谐的生活无比向往，而日益增长的犯罪案件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他们也希望通过一系列措施来遏制犯罪的蔓延，他们对于犯罪的观念重心正在又称制犯罪向遏制犯罪转变。辩诉交易自实行以来，确实在减少犯罪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使大部分美国民众接受了这种制度。 　　 　　二、辩诉交易引入中国社会现实的合理性 　　 　　1、价值理念的合理性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建立与其民族的哲学品质分不开。托克维尔说，没有哪个民族像美国这样最不注重哲学了。“实用主义”是他们评价制度的主要方面。美国人一向就注重追求个人自由和物质至上。美国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威就认为，“思想，概念，理论只不过是人们为达到目的的工具而已，只要他们对机体适应环境有用，他们就是真理。”[1]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文明，在法律上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礼法文化，在这种环境下人们追求的是 以刑去刑”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天道本和谐，因此人道亦平和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 。 符合道德，符合人道与自然的和谐的理念下产生了无讼的价值追求。在此价值追求的引导下，中国古代的法官们根据自身的裁量灵活使用法律来实现社会效果， 他们在每个案件里都使用了一个特殊的规则 。中国古代形成了“为了达到完美的判决，就毫不迟疑的将阻碍着完美判决的成文法变通下，从而留给后人的只是在带有缺点的文明下成长起来的一种哲学”，在对于实用性的追求上，我国的价值理念上与辩诉交易具有共通性。近代的历史给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成为一种文化断裂的社会。但是没有任何民族是在彻底摧毁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的，一个社会的分裂首先是规则的分裂，但是文化的改变往往是比较缓慢的，虽然面对着严峻的断层危险 ，但是黏合型”的中国文化结构又是无比稳定的。 　　2、现实的合理性 　　我国目前犯罪形势严峻。重大刑事案件居高不下，有组织犯罪增加，智能化犯罪增加等。使得侦破难度加大，控诉风险提高，使得相当比例的案件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宣告无罪。但在这些案件中，不乏元凶。这使得“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不能得到有效贯彻，使本已举步维艰的法律尊严的树立雪上加霜。另一方面，司法资源严重不足，无力应对社会稳定的需求。再加上法律队伍素质离法治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司法社会效果不好。人民对法律的依赖信任感减弱。甚至出现为了迅速解决纠纷，实现“无讼的和谐”出现的抛开公力救济，转而寻求私力解决，更加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中国的司法审判也把民众的关注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于是“民愤极大 时时出现在本不应出现的判决书中。作为与“法之理”相对应的“情之理”，民愤对于像贿赂案这样的案件的关注更多的是其结果，及时有效的惩处的关注度远胜于其冗长的程序过程。实际上，我国在处理这种案件时已开始尝试辩诉交易的应用，在轰动一时的“虹桥案”中，检察官对于行贿者费上利以免于起诉为条件，获得了关键性的证据，从而有效地惩处了腐败，赢得了人民的赞誉。更重要的是辩诉交易的应用能使被害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