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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及特征剖析 　　【摘 要】文章采用改进熵值法、综合评价模型和协调度模型，对成都市1999-2008年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进行定量评价，并分析其特征，为科学合理的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成都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综合效益水平总体不高，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1999-2008年间成都市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系统处于极不协调-不协调-不太协调状态，制约了土地利用效益的提高。只有实现土地利用效益子系统的协调统一发展，才能促进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进一步增长。 　　【关键词】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熵值法；成都市 　　1、引言 　　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土地不合理利用问题日益突出，如何高效、协调利用土地成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土地利用效益指一定的时间与区域内，单位土地面积在土地利用过程中直接产生的社会、经济、生态与环境效益，其实质是单位面积土地投入与消耗在区域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态与环境等方面所实现的物质产出或有效成果[1] 。通过研究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以及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可以发现土地利用过程中影响土地利用效益的因素，为确定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目前关于土地利用效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的中观和微观评价，运用简单的数理统计方法从经济层面上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进行定量分析，忽略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系统的整体性。因此本文以成都市为例，从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方面构建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和协调度分析模型，定量测算出土地利用效益子系统协调度，分析成都市不同时期土地利用效益特征，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这不仅为调整土地利用行为，促进区域土地资源高效集约利用提供依据，而且为其他城市实现土地资料高效利用和城市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实证参考。 　　2、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方法 　　2.1评价指标构建 　　影响土地利用效益的因素众多且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也不相同，因此我们在进行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时，要遵循主导因素原则、层次性原则、可比性原则以及动态性原则，在参考相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4]，结合成都市土地利用实际情况和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表1）。 　　2.3评价指标权重确立 　　目前，确定指标权重的常用方法很多，但大多数方法都存在明显的弊端，从而影响指标的有效性。例如传统的熵值法不能消除变量相关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而且评价结果与变量不是线性函数的关系，从而不能减少评价指标的维数[5]。本文决定对准则层采用特尔菲法确定权重，对指标层采用改进熵值法确定权重，分别求取城市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指标权重值，最终权重结果见表2。 　　3、成都市土地综合效益与协调度计算 　　3.1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成都市整个行政辖区范围内的城市用地为研究对象，分析的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2000～2009）、《成都市统计年鉴》（2000～2009），并以四川省国土部门提供的土地利用变更数据为补充。 　　3.2土地利用综合效益 　　根据上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通过对成都市1999-2008年土地利用情况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可以得出成都市1999-2008年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及综合效益值（图1）。 　　4、结果分析 　　4.1评价结果 　　以1999-2008年成都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和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评价结果为依据，通过10年时间变化的趋势分析，可以看出成都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呈总体上升趋势，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处于波动状态：1999年，成都市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值≤0.2，说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系统处于极不协调状态；2000-2003年，成都市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呈波动增长态势，协调度处于0.2≤ 0.4之间，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处于不协调状态；2004-2008年，成都市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处于稳定增长期，但增长速度缓慢，期间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处于0.4≤ 0.5，整个土地利用效益系统仍处于不太协调状态。可见土地利用综合效益与土地利用协调度变化趋势并不一致。其中，土地利用综合效益与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曲线走势基本相同，表明成都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主要影响因素是土地利用经济和社会效益。 　　4. 2特征分析 　　1999年成都市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都很低，主要因为当时对土地利用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忽略了土地利用社会、生态效益的价值，导致土地利用效益子系统处于极不协调状态。因此不仅没有得到最优的经济效益，而且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水平极低。 　　2000-2003年国家开展了加快西北地区发展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