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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天职 剖析转型 　　 ２０１０年，是我国社会事件频发、传媒业酝酿重大变革的一年。作为社会观察家、报道者，传统的新闻媒体一方面恪守天职，努力报道社会事件，阐述其意义；另一方面，也在政策和技术双重压力之下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重组。这两个业界的主题，同样映照在国内新闻与传播学的研究之中。 　　 笔者以目前较能反映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全貌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２０１０年各期为样本（由于刊物功能带来的滞后性，本年度的新成果在《新闻与传播》上，基本上是从第５期开始出现），做了些概略的分析，在名目各不相同的栏目之下，讨论媒体本职“环境监测和社会沟通”的论文和文章，约略占４０％左右，而讨论媒体融合与媒体改制的内容，又占去了４０％－４５％，只有１５％－２０％左右的篇幅留给了广告与新闻传播史等领域。 　　 　　一 　　 　　 围绕媒体天职这一主题，主要的讨论分布在以下领域：媒体功能、舆论监督、新闻伦理、传播权利。 　　 林溪声和童兵（《新闻与传播》２０１０年第６期）通过回顾西方核心新闻理念的演化，指出“‘市场’与‘责任’是西方国家新闻理念中的两个核心概念，要求新闻业在创造利润、为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从业人员、公众、政府、社区、环境的责任”，这个观点，对于当代中国已经实现了企业化管理、正在部分地转制成为企业的新闻业理解其未来职能，不无借鉴作用。方延明（《新闻与传播》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则提出了我国新闻传媒在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中的主要价值转向问题，他指出媒介传播要有“社会责任”和主要集中于“责任”、“国家”、“民本”、“发展”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意识”，与前文恰为呼应，客观上反映了我国传媒业在与社会转型相适应而正在进行的功能变革中面临的新闻理念转型的问题。 　　 舆论监督一直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点课题。本年度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多多少少反映了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过程中感觉到的乏力和无奈。丁柏铨、陈相雨（《新闻与传播》２０１０年第５期）讨论了“负面新闻”一词作为一个概念，“表意缺乏明晰性和准确性”，“还有可能成为特定主体阻遏新闻舆论监督的借口”，他们引用材料说：“受一些地方党委政府领导错误政绩观的影响，‘控负’成了当地宣传部门的主要职责。”无独有偶，王天定（《新闻与传播》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的文章标题就鲜明地指出，“舆论监督进入‘弱效果时代’”。文中引用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在微博上的话：“做记者几年，无力感越来越强烈。”王天定把原因归于“舆论监督环境劣变”，作为解决方案之一，他呼唤“新闻职业共同体”的产生。但是，在无力感背后，也不乏理性的思考。赵民（《新闻与传播》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就提出了“舆论监督与被监督者权利维护的平衡”问题，他认为，应该“兼顾舆论监督社会功能的充分行使与监督对象的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实现、寻求两者的合理平衡，从而将舆论监督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面对一些媒体“低俗化”、有偿新闻、虚假报道等批评，学者们也在反思媒体的职业道德和伦理问题。胡连利等（《新闻与传播》２０１０年第９期）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受众与媒体从业者之间对于传媒低俗化程度存在认知分歧，约６５％的媒体从业者认为低俗化现象不很严重，而５０％的受众认为很严重。他们分析指出，是“基于自身的利益和立场”，较多的媒体从业者否认低俗化问题的严重性。陈力丹（《新闻与传播》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则探究了“传媒为什么‘本能造假’”，他举出有的电视台在直播中造假的例子，尖锐地指出：“本能造假，不少编辑记者的心理支持来自宣传本身的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展江在本年度多次论及媒体道德和伦理问题，在《社会生病媒体吃药，不公道》（《新闻与传播》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一文中，他为媒体争辩，力主媒体报道与社会暴力、自杀等现象的出现并不直接相关。但是他也建议，“在报道自杀时媒体不能轻视自律”。展江在媒体道德和伦理问题上的另外一个努力是，他企图通过对伦理（建立在某些得到普遍接受的准则上的理性过程）与道德（往往表现为各种戒律及其形成的道德体系）的区分，来建构媒介专业操守的理论框架（《新闻与传播》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传播权利问题历来是新闻与传播理论研究的敏感区域。童兵著文（《新闻与传播》２０１０年第８期）主张，通过“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建设”，拓宽舆论表达渠道。他认为，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主张，为构建以监督权为核心的舆论表达渠道开辟了道路。与童兵自现实政治中找依据相对应，孙旭培、卢家银（《新闻与传播》２０１０年第７期）通过历史钩沉，对考茨基的思想进行分析，重申了“出版自由是一切人的平等权利”这一观点。作为传播权利问题在现代传播环境下的具体表现，刘学义、王一丽提出了“网络言论实行实名制应慎重”的主张。文章通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