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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权法律性质剖析 　　【摘要】 　　长期以来，捕捞权并没有作为一项权利在我国得到确认，仅仅是法律上赋予了渔民等捕捞的资格。直到《物权法》出台后，该项权利才得以为法律所确认。但是因为《物权法》的规定太笼统，导致对于捕捞权的法律性质还存在争议。本文的写作就是从定义、分类和意义等方面探析捕捞权的法律性质，以期能够为我国捕捞权制度乃至渔业权制度的完善提供基础性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 　　捕捞权；法律性质；渔业权 　　我国于1986年通过了《渔业法》，1987年通过了《渔业法实施细则》，并且在2000年和2004年两次对《渔业法》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正，实现了我国渔业权领域的有法可依。根据法律的规定，我国的渔业权包括了养殖和捕捞两项权利，但是并没有明确肯定养殖权和捕捞权的存在。而且，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渔业权的研究并不深入和彻底，所以导致了我国的渔业权制度规定上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比如，依法获得的捕捞权利被随意剥夺或者被侵害后不能得到合理的补偿等。虽然在2007年，我国又通过了民事领域一部重要的法律―《物权法》。在其用益物权章中，第123条规定：“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这条规定明确了捕捞权作为一项受到法律的保护，并将该项权利在用益物权章中列明，似乎反映了立法机关倾向于承认捕捞权的用益物权性质。但是这样的立法还是显得太原则，不够具体，以至于关于捕捞权性质的争论并没有因为《物权法》的出台而归于消灭，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关于捕捞权的法律性质，笔者觉得应该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去进行研究。 　　一、捕捞权的定义 　　无论是我国的《渔业法》、《渔业法实施细则》，还是《物权法》都没有对捕捞权有明确的概念界定。在理论上，也对于捕捞权有过多种定义。有人认为：“捕捞权是单位或者个人享有的依法采集、捕捞、收获野生动物的水生生物资源以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有人认为：“捕捞权是指公民、法人或其它的单位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的水域从事捕捞水生动物的权利。”也有人认为：“捕捞权是法律赋予渔民或渔民团体依照有关的规定在一定水域采集捕捞、收获水生动植物资源，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用益物权”等。 　　其实，这些规定都揭示了捕捞权基本的权能，只不过在某些细节上存在着不同。笔者觉得，要想对捕捞权的概念做准确的界定，就必须要将其具体的要素予以明晰。 　　首先，是捕捞权的主体问题。从上述不同的定义，可以看出，目前学者对于捕捞权的主体并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存在着单位和个人、公民、法人和其它单位以及渔民或渔民团体等不同的说法。捕捞权的存在就是为了不特定的“人”的利益需要而设定的，这里的“人”包括自然人很好理解，因为沿海的一些渔民靠捕捞渔业为生，他们理应是捕捞权的主体之一。但是这里的“人”是否包含其它法律所拟制的人呢？笔者觉得，应该是包括的。因为有些法人或其他组织（虽然有概念表述为其它单位，但是这一说法不符合我国的法律用语实践，所以还是表述为其它组织较为适宜）的日常经营就是以捕捞渔业资源为主营业务的，只不过从事捕捞业务应该获得国家渔政管理机关等的授权，而不能未经授权从事捕捞业务。所以，法律所拟制的人也应作为捕捞权的主体。否则，在现实中就会导致渔业捕捞公司的不合法存在。而至于有概念中将主体限定在“渔民或渔民团体”的说法，笔者觉得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因为这里的“渔民或渔民团体”本身就存在着疑问。什么是渔民或渔民团体？如果某些渔民或渔民团体转业或被剥夺该资格或者原来不具备捕捞资格的自然人、法人和其它组织通过法律行为或法律的授权获得捕捞的资格等是否还是属于“渔民或渔民团体”？所以，综上所述，笔者觉得对于捕捞权的主体还是表述为“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较为合适。只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都有捕捞的权利，而是只有获得法律授权的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才具备捕捞的资格。 　　其次，是捕捞权的客体问题。目前，国内的学者针对捕捞权客体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特定水域”和“水生动植物资源”的争论上，呈现出将客体限定在“特定水域”或“水生动植物资源”的两极分化现象。其实，笔者觉得大可不必如此。主张客体是“特定水域”的学者主要是从渔业权的完整性角度来考虑的，而主张客体是“水生动植物资源”的学者主要是从捕捞权的功能和目的角度来考虑的。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没有到“不能并存，要么你死，要么我亡”的地步。因为捕捞权的作业环境必须要依附于一定的水域，没有水域，就无捕捞的存在。同时，光有水域也不行，如果水域里没有水生动植物资源，捕捞的目的和功能就无法实现。所以，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缺一不可。因此，对于捕捞权的客体，笔者觉得应该表述为“特定水域和该水域的水生动植物资源”。 　　最后，是捕捞权的性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