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在悲剧舞台上主人公地位的合法性》-毕业论文.docVIP

d 论小人物在悲剧舞台上主人公地位的合法性 摘要：在现代悲剧中，小人物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开始扮演主人公角色。他们依靠自身行动中的“悲剧性因素”而获得了合法地位。在阿瑟·密勒的《推销员之死》中，威利·洛曼作为一名普通人的生存经历和情感体验激起了无数观众的同情与怜悯。他个人渺小的理想与抱负承载的是许多美国人的共同信念——希望依靠个人奋斗取得成功，他的“美国梦”的破灭是一代人推销梦的死亡。 关键字：普通人　威利·洛曼　美国梦　悲剧 引言 传统悲剧将社会地位和出身门第看得高于一切，主人公位置大抵都给予了具有高贵身份的人，通过英雄失足和国王陨落的故事激起人物的怜悯和恐惧。十九世纪后期，社会问题剧的出现将社会底层人物推上悲剧舞台，使悲剧性经验从王公贵族那里得以下放。阿瑟·密勒提出“普通人跟国王同样都是悲剧描写的天然对象。”他们在与毁灭性障碍的斗争中使自身的形象得以升华，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共鸣，不乏古代悲剧英雄的情感力量。在现代悲剧的舞台上，小人物的主人公地位取得了完全的合法性。 (1)悲剧题材的演变——主人公形象的转型 从古希腊悲剧诞生以来，悲剧一直被认为讲述的是个体与毁灭他的力量之间的冲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十三章里指出悲剧主人公必须出身高贵、名声显赫。从古希腊到伊丽莎白时代，悲剧主人公基本都是出身高贵，受人崇敬的天帝诸神、皇亲贵戚，剧作主要围绕人神英雄、国王的命运来写。悲剧为表现一种崇高的美和痛而将人类的激情、行动以及后果放大，这种宏大的行为也因此需要一位神居高位的伟人或英雄来承担，主人公从高位跌落下来之后的沉沦也就显得越发惨烈，从而产生强烈的悲剧性效果。从古希腊悲剧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情形大抵如此。直到十九世纪，西方才出现以中产阶级为主角的家庭悲剧。 十九世纪后半叶，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亨里克·易卜生写作社会问题剧，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以主人公的姿态登上悲剧舞台。通过平民百姓的命运剖析生存其中的社会现实问题，使得戏剧在揭露邪恶势力和抨击黑暗现实方面更有力度和深刻性。身份卑微的小人物逐渐开始受到戏剧作家们的广泛关注。 阿瑟·密勒正式提出悲剧要写普通人，要让小人物，即下层阶级人物登上悲剧历史舞台。在《悲剧与普通人》一文中，密勒指出，悲剧在最高意义上，普通人和国王一样都适于作悲剧描写的对象。当古朴的希腊人对天庭提出挑战，当人物要反抗他所生存的固若金汤的社会环境时，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物便瞬间具有了高大的形象——悲剧形象，而在人们心中却荒谬地把他跟皇亲贵族或跟名贵门第出身联系起来了。事实上，即使是凡夫俗子也可以随心所欲地使这种人物形象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以便争取在世上取得一席合法之地。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密勒实践了他的戏剧理论，塑造了推销员、店员、码头工人等一系列下层阶级的人物形象。 (2)悲剧与普通人——悲剧性经验的扩展 二战以来，以约瑟夫·克鲁奇为代表的一批美国戏剧评论家断言，现代剧中没有真正的悲剧，因为在现代这个没有国王的时代里匮乏悲剧人物，“一个普通人是不适于做一个悲剧主人公的”。描写“国王陨落”的时代已经过去，意味着悲剧就死亡了吗?悲剧性经验只能停留在高贵人物身上吗?在古典悲剧那里，高贵地位和英雄境界以其公众的和形而上的抽象性而具有了普遍意义，这种悲剧行动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整套人生观。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既不代表国家，也不是国家的某种成分，而是独立的个体，因此，一个蒙受苦难的下等人也可以得到更加严肃和直接的对待。身份只是判定人在阶级社会中等级地位的标志，而不是决定人生价值或人物形象大小的标志。处于高位的国王和伟大的君主所拥有的情感和心里体验，普通人也会有；发生在高贵人物身上可以引起人们同情、怜悯的事件，也适用于处于同样情形下的普通人。比如人们在看《李尔王》时，李尔作为国王分配领土和国家间的战乱等或许不是激起人们热情的内容，真正震撼人心的是他被迫离开家园时的恐惧，众叛亲离后的绝望，这种感受在普通人的心中也会引发强烈的触动。而阿瑟·密勒作为一名大力倡导社会剧的作家，则更加认为普通人的遭遇与痛苦尤其能揭开社会的伤疤，因此悲剧创作决不能将普通人排斥在外。 悲剧是一种特殊的事件，一种具有真正悲剧性并体现于漫长悲剧传统中的特殊反应。悲剧中的人物始终拥有某种抱负和希望，这不仅是阿伽门农想要攻占特洛伊的欲望，麦克白要篡夺王位的野心，也是娜拉以出走反抗不平等的家庭地位的意识，是威利·洛曼想要实现出人头地，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在追寻各自理想的过程中，主人公或招致命运的暗算，或受制于“悲剧性瑕疵”，或被社会的邪恶势力击败，最终形成灾难性的结局。在悲剧的背后藏匿的是不灭的希望，一种乐观主义的信仰——相信人能够不断臻于完美的美好理想。这一崇高的理想不一定非得属于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权贵人物也好，下层平民也好，都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