旦本元杂剧婢女燕燕形象剖析.docVIP

旦本元杂剧婢女燕燕形象剖析 　　戏曲以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打动观众，元杂剧的较多作品在这方面的创作都是成功的。而女性形象的塑造，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较以往各代丰富。研究元杂剧，其女性形象永远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元杂剧女性形象所达到的高度被认为是元杂剧作家最为超越的精神高度，代表了元代杂剧创作的最高成就。 　　就《全元戏曲》而言，旦本剧占总剧目的三分之一，而以处在底层的女性为关注对象的作品又占旦本剧的二分之一以上。在人类生活中，处于底层的女性始终是被鄙视或怜悯、同情的对象，而元代杂剧一反常态，给予她们大胆、叛逆、机智、聪明、善良等特质，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提供了一系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底层女性形象。 　　元杂剧中处于底层的婢女形象，她们大都遭遇着悲惨的非人的命运，但是在她们身上看不到屈辱的被征服的痕迹，有的只是为改变不平的人生而反抗的呐喊声。而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的与之有着相似坎坷不公命运的杂剧作家――元代文人，他们在塑造这些标志着中国戏曲开始成熟的元杂剧女性形象时，一反传统的鄙视或怜悯、同情的态度，热情地赞美女主人公的大胆、叛逆、机智、聪明等不平凡的精神。通过对底层女性形象的塑造，元杂剧作家把自己愤怒的激情、不平的呐喊、反抗的精神灌注其中，从而使压抑的心灵得到释放。 　　于是当他们进行戏剧创作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婢女等女性形象，便成了他们情感宣泄的最佳载体。通过对这些形象的塑造，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元代文人的悲苦心路历程，也可以对中国古代底层妇女的悲惨命运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一、元代婢女生存状况 　　 　　驱口是元代对奴婢的通称，“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1]。驱口是一种类似奴隶性质的人口，其数量很多。战争俘虏是驱口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无力还债而沦为驱口者也为数甚多。农民或其他劳动者因生活所迫，将子女或自身卖为驱口者也很普遍。灾荒之年，“父鬻其子”，“夫鬻其妻”的现象到处可见。甚至一些贫困的蒙古人，也有被转卖为奴的。 　　元代驱口买卖之风盛行。在大都(今北京)、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与马市、牛市、羊市并列的还有人市，只要经官府检查给据，就可以买卖成交。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一些专门进行人口贸易的人贩子。 　　驱口的地位极端低下。元初，“法制未定；奴有罪者，主得专杀” [2]。驱口不得逃亡。驱口与主人的法律地位极不平等。驱口强奸主人妻女要处死，主人强奸驱口妻子却无罪，“诸主奸奴妻者，不坐。”[2]驱口杀伤主人要处死，故意杀伤主人要凌迟处死。驱口和普通良人的地位也有很大区别。法律上严禁良贱通婚，良男与贱女为婚，其女即为良人，所生子女仍为良；良人女子嫁与驱口为妻，“良家女愿与人奴为婚者，即为奴婢”[2]。驱口女儿的婚配，要由主人做主。驱口所生子女，称家生孩儿，要世代为奴。驱口只有交纳大量钱钞或实物，经主人许可并出具从良文书，再经乡胥里长认定署名，方可脱离奴籍，这在实际生活中是很不容易的。 　　驱口的广泛存在，相对于两宋以来租佃关系中人身依附关系的逐渐松动，无疑是一种倒退。 　　 　　二、元杂剧中婢女形象 　　 　　在元杂剧中，以婢女为主角的有五部：《西厢记》、《诈妮子调风月》、《梅香骗翰林风月》、《刘夫人庆赏五侯宴杂剧》、《风雨像生货郎旦》。在这五部剧目中以《诈妮子调风月》中燕燕的反抗意识最强烈。 　　1、红娘、樊素 　　在《西厢记》中红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若不是她在中间撮合、穿针引线，张君瑞和崔莺莺二人的婚事几乎无法成全。她一方面对于张君瑞和崔莺莺的爱情进行了“抛光和清障”工作，用她爽利的嘴“骂”掉了男女主角所背负的妨碍他们积极行动的包袱，从而使他们在情感交流上进入到了一个更明快、更主动、更自觉的阶段，最后又由红娘牵引，实行同居，在他们由爱情到婚姻的道路上迈出了不可挽回的决定性的一步；另一方面，红娘有面对面地批驳了老夫人的后悔行径，陈述利害，揭示真相，从而使正常婚姻的客观阻力受到很大的打击。在整部剧中，红娘的特殊力量，缘于她作为婢女这种卑贱者身份所给予的。在“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美好愿望的实施过程中，红娘凭借她的俗使这一主张得以实现，并且她的俗既迎合了当时市民的口味，又完成了作者王实甫的爱情理想。所以红娘虽然俗，但她更热情，更感性，更具有亲和力，更吸引人。 　　在《梅香》中樊素也是促使白敏中与裴小蛮二人婚事的关键人物。但在整个过程中，樊素始终表现出理性、冷静的一面。从剧情交待来看，樊素与小蛮陪读受益匪浅，在她身上有更多文人的气质。樊素虽然也曾帮助白敏中完成夙愿，也曾刁难小蛮使其信守约定，也曾质问裴夫人，她虽然也热情，但她更多的是讲理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在樊素身上文人气质使她显得更理性，更矜持，缺乏一个女孩子的活泼，与当时的市民阶层有一定距离。 　　2、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