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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两种法治思想之异同 　　摘要：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所倡行的“任法而治”，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是讨论法治时经常提到的两种法治主张，本文对其加以比较，借鉴合理成分，以利于我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法治思想；异同；借鉴 　　中图分类号：D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07)04-0196-03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早在1986年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并强调：“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及以史为鉴的原则，本文拟对韩非、亚里士多德的两种法治思想作一比较，以利于我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一) 　　 　　1、韩非“任法而治”的法治思想 　　第一，关于法的概念的认识。在近代以前漫长的中国社会，很少有思想家肯花力气对法的概念进行纯粹法理学上的思辨，包括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在内。但这并不是说韩非在建构其法治思想体系是没有涉及法概念问题，事实上，在《韩非子》一书中关于法的句子是大量的：“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君无术则敝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以上表明，韩非法概念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法是一种规则的成文形式；第二，法是帝王治民之具；第三，法在其最基本的意义上等同于刑。这三点大致勾画出了韩非法概念的基本内涵。 　　第二，“刑赏之治”的理念。韩非在谈到法时，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即“法者，事最适者也。”就是指法要便于君主应用，能够运用它定分止争、兴功除暴。在韩非看来，君主最方便应用的手段就是“刑赏二柄”。而君主利用刑赏二柄，就是实行法治。那么，如何运用和贯彻赏罚呢?韩非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原则和方法，主要有：第一，信赏必罚。韩非在《亡征》篇谈到，赏罚标准明确以后，该赏就赏，该罚就罚，否则赏罚不能得到严格贯彻，那必然是亡国的征兆。第二，赏罚有度。韩非认为，赏罚作为法治手段，必须使用恰当，才能达到奖善罚恶的目的，否则“无功者受赏则财匮而民望，财匮而民望则民不尽力矣。故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第三，厚赏重罚。韩非主张赏罚有度，这主要是指不能随意运用赏罚，如果需要运用赏罚，韩非更强调厚赏重罚，因为在韩非看来，“赏莫如厚，使民利之……罚莫如重，使民畏之。”可见，韩非所说的法治，一定意义上就是指君主把刑赏两种权柄作为手段来治理国家。 　　第三摊崇“法莫如重而必”的重刑思想。在韩非看来，要想利用法律统治民众，最好的办法就是重刑，只有重刑，才能令行禁止，使民众不敢为非。韩非在其著述当中，反反复复强调“法莫如重而必”，为政必须“峭其法而严其刑。”为此，韩非提出了三项重刑原则：第一，轻罪重判。其理论依据在于：“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也，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也。”第二，“同里连坐”。即一人有罪，对其全家、邻里和有关的人都要予以重刑处罚。第三，“杀无赦”与扩大死刑适用。“杀无赦”是韩非重刑治民的重要原则手段，他认为在死刑威胁下，并且一律不予赦免，无论什么人都会感到不寒而栗，因此，治理国家，不是不得已而采用死刑，而是应该扩大死刑的适用，这样，才能体现重刑的威力。 　　 　　2、亚里士多德“法治优于一人之治”的法治思想 　　第一，法治的含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段话，包含了他关于法治理论的两层重要含义：第一，作为法治基础的法律，应当是一种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作为法治基础的法律，必须是一种良法：“相应于城邦政体的好坏，法律也有好坏，或者是合乎正义或者是不合乎正义。”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只有制定出一种好的法律，并将其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才能达到实施法治的目的。第二，法律制定后，应当为全社会所普遍遵守。亚里士多德认为：“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还说，“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 　　第二，“法治优于一人之治”。亚里士多德通过系统地批驳人治的观念，阐明了法治的优越性。他的主要论点是：第一，人治容易偏私，而法治则公正。“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法律恰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便是谁都难免有感情。……那么就的确应该让最好的(才德最高的)人为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