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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冯友兰新理学之新 　　摘 要：冯友兰先生为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尤其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的学术研究面临着各种内忧外患所带来的近乎毁灭的打击，而冯友兰先生正是在这种颠沛流离之中完成了“贞元六书”，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同样也是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以《新理学》为主要材料入手，来对冯友兰“新理学”之“新”在何处做浅析论述。 　　关键词：冯友兰；新理学；道德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3-0049-02 　　一、冯友兰其人与《新理学》之写作背景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1928年起，担任过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文学院长等职务。就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与任职经历之下，冯友兰开始了他的哲学思想之路，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他的新理学体系由“贞元六书”的出版而走向成熟，并发展日臻完善。 　　在1942年，“中华民国”的教育部举办过一次全国学术评奖，这是在国民党当政约二十多年中（1928―1949）仅举行过的一次，当时评出一等奖两名，其中之一便是冯友兰的《新理学》，足以可见在当时的学术界之下，《新理学》所引发的影响是何其之大。 　　而在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中国无论是在其政治局势还是学术界都遭到发展的巨大阻力。冯友兰先生却是在此将民族生命与学术的发展紧密结合。在此“贞下起元”之际，他强调的民族生命的信心，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意味。观其一生，冯友兰的著述事业也始终贯穿着强烈的文化信念，这一信念最终概括为“旧邦新命”一语。尤其是他对“旧帮”的解读，指其为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而“新命”即是对这些文化在现今的重新认识。《新理学》就是“新命”的第一个重要体现。 　　二、性善与性恶 　　性善性恶，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之孟子与荀子。而就性善与性恶这两个点来看，其实质上还是对于人性的探讨与考究。 　　而在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中，先生提及“我们不妨将此问题扩大。我们所说义理之性及气质之性，既已不专就人说……亦可讨论一起事物之性之善恶。”[1]关于性善与性恶这思想我们可以首先探究一下其思想源泉。 　　关于孟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有：“孟轲，驺人也，授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我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2]而《孟子》当中所展示孟子最为重要的一个哲学思想便是“性善论”。他认为性善是可以由每一个人都应具有的最为普遍的心理活动来表现出来的，而既然这样的心理活动是如此这般的普遍，那么性善便是其内在的根源，这种根源便是人的天性、本性。《孟子?告子上》中有：“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3]而这里所说的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规范便是“性善论”的核心所展现之处。这也是孟子在战国时期如此庞杂混乱的社会环境之下郁郁不得志之后，为劝人向善，寻求大道而独守的一片心灵净土。 　　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之下，荀子却提出了与孟子截然相反的另一套人性理论――“性恶论”。荀子在其“制命而用之”的大思想前提之下，提出了凡是好的、差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类自身努力的产物。这样的价值是依靠文化得来的，而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化都是有人来创造的。而为了得到这些东西的欲望便勾起了人天然的、抽象的自然生物本能和心理本能。这便是“性恶”。《荀子?荣辱》中有：“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4]在这里，荀子更加直接明了地将种种欲望比作是“性恶”之根本，无论是圣人还是暴君，本性全都如此，这也便不再需要外界所赋予，而是人生来便存在的。 　　以上谈完了在战国时代先哲对于“性善”与“性恶”的理解与阐释，而到冯友兰先生处又对此有了新的看法。冯友兰先生提到对于性善性恶的讨论需要从最深层次的“本然义理”说起，还需结合实际观点以及整个社会的观点。之前已经说过，在此是讨论一起事物之性之善恶，首先冯友兰先生提出“各种事物之义理之性，均可以说是无善无恶”[1]86，因为一种事物，如“方”，之所以称之为方，即是由于它具有“方”的“义理”，“本然”，而这种“义理”又不能对其评价善与恶，因为根本没有一标准。如果硬要如此推衍下去，便会走向无限的循环之中，因为我们无法用“理”去评价“理”。再来通过一类事物的典型来评价善与恶，这样有了具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