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送去主义”——发现东方.docVIP

21世纪的“送去主义”——发现东方 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 王岳川 我的一个博士生同我去内蒙参加学术会议，问我：您想内蒙的呼和浩特是什么样子？我就说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学生说不对，实际上呼和浩特跟北京已经很接近。西方人也说，中国的昆仑饭店与他们的相比一点都不差，他们还认为中国还停留在李小龙时代而且梳着辫子呢！你想全世界不可能有很多人到中国旅游，误解是必然的。如果不需要“重新发现”中国文化魅力的话，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中就有可能变得疏离而不太重要。但是“发现”谈何容易！人类文明都需要反思和批评，我们接受西方对中国文化适当的批评，但是也不应该过于美化西方文化，更不能美化日本文化。日本有部电影，说一个母亲已经苍老，她的儿子在风雪交加的夜晚，把她背到山上，说您在这自己慢慢死吧！如果这种文化也值得赞同的话，我认为是非常可悲的。 　　同样，很多人认为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高，那是一个吃饭和读书都不要钱的地方，中国有这个能力吗？其实，西方国家也曾经是王权和血腥专制。如英国圈地运动时期，广大农民丧失了土地，纷纷涌进了城市，城市却出台了惩办贫民的法律――“血腥立法”。抓到一个乞丐，第一次鞭打，第二次割掉半个耳朵，第三次死刑。亨利七世时期英国绞死的流浪者有七万两千人，你还觉得这样可爱吗？在十六世纪的时候，英国官方对很多海盗、冒险家、航海家关系密切。有一艘巨大的海盗船，英国女王曾经登上这艘海盗船，封一名海盗为爵士并且命令将这艘船永远保存。可见英国女王是多么鼓励开拓海疆到外面去掠夺。而中国此时却是闭关锁国，封海封岸，自然就慢慢地落后下来。 　　新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位思想家提出“发现东方”，只有我们自己提出这一理念。但是“发现”的困难接踵而至――中国传统的制度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学术研究方式层面都不再具有合法性。比如制度层面上，今天还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吗？今天的学术方式已经变了，所以王国维钱钟书也许跟我们开了个玩笑。王国维很早就采用现代西方论文方式写《红楼梦研究》，尽管用的是文言文，他开辟了中国现代论文的新模式。再也不是“子曰：……”，而是逻辑命题开始。这与他翻译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文章有关系。钱钟书写《管锥篇》，用了中国传统的诗话、典故、随笔式写法，今天还有谁敢用这种方法写博士论文？也就是说，今天西方的学术制度已经神经化了，已经固化在我们每一个博士生、每一个博导的心里，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合法。钱钟书《管锥篇》的写法是中国学术表达最后的惊鸿一瞥。既然制度层面、文化层面、语言层面都不合法的时候，中国如何可以被“发现”呢？“发现”什么呢？其实神秘的东方已经被解魅。今天的文章内容、注释、关键词已经很规范，可是读起来不美，当代文章大多是求真，而不是求美。 　　此外，今天的学者思考的问题已经与时代关系不大。有人曾经反驳说，跟时代关系大有什么用呢？但孔子之所以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思考的许多问题都是与时代相连的。王国维的学术底线是什么？为什么他在二十几岁时要痛苦地学日语。我读了王国维的日记和书信，大量的文字都是说他学日语的痛苦。他翻译了尼采、叔本华，就是要唤起民众与西方的接触。当晚清结束之后，他去了日本，又开始研究甲骨文。为什么呢？因为一批法国、日本学者掌握了大量的甲骨文开始研究，他不甘落后要为中国文化寻找原始的文字编码。后来他又研究敦煌学，就是因为敦煌壁画被大量地搬到海外博物馆，他很心疼。最后他研究蒙古史，他已经注意到蒙古将在那个时候分裂，告诉晚清的遗老遗少大清的江山不可分割，最后外蒙古还是被分走了。可以说王国维做的学问，尽管从早期到晚期人们说他是美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是注重他分类的意义，没有看中他在历史演进中的发生学和考古学上的意义。反思一下自己，我们今天说的“打通”或“跨学科”等问题是很多的。因此，中国要提出“发现东方”，是因为我们文化与西方相比，在近二百年变成了次等文化，变成了一种可以低 视的文化，需要“重新发现”。 　　我们要重新发现中国，“发现”什么呢？一是创造生成自己的关键词。二是从审视传统到审视自己。过去我们一味地审判自己的父亲，“五四”为最，觉得父亲很多地方都错了。所以有一个行为艺术家，前不久获了美国的最高艺术奖，跟着鲁迅学习――鲁迅晚上睡不着读书，读出两个字“吃人”。他也晚上睡不着，读鲁迅读出两个字也是“吃人”，但是吃法不一样。他把汉字改了，比如“王”字，他加一个食字旁，“岳”加一个金属旁，所有的汉字都加上不同偏旁而变成谁都不认识的“字”，将无数这样的“字”刻起巨大的书页，称之为“析世鉴”。他这样来读中国的史书，发现全不认识，这震撼了西方。近年来他搞“英文书法”，说“王”字是英文四个“I”构成的，他这样解析中国所有的汉字之后，自认为破解了中国所有汉字的密码，西方人特别愿意花大价钱学习，因为他们“误读”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