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艺学途径.PDFVIP

民族翻译 2008 年第1 期 （总第 68期） 杨才铭 (西北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院，兰州 730030) [摘 要] 翻译研究的文艺学途径，是翻译理论研究最基本、最主要的途径之一，也是现代译学方法论的核心内容之 一。本文对翻译的文艺学理论的形成历史、主要理论观点和主要流派，以及现代理论的最新成果与深化状况，进行了比较 系统的评介，并对其优势、不足与发展前景，进行了扼要分析总结，对民族语文翻译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翻译研究；文艺学理论；译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80X(2008)01-0028-08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运用文艺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处理翻译现象和翻译问题，就是 翻译研究的文艺学途径。这是译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有丝毫的忽略。 一、两种观点的对立与调和 翻译的文艺学观和翻译的语言学观同样古老，同样悠久。说它古老，是因为它在翻译研究开始之 初，就已经有人提出。如公元前１世纪西方第一个翻译理论家西赛罗（前106—前43）的“演说家式” 翻译观，就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提出的。我国汉唐时期佛经翻译大师间展开的“文”、“质”之争， 其“文”派的观点和主张，性质上就属于翻译的文艺学理论观点。说它悠久，是因为它自从提出之后， 历经两千多年，不断丰富发展，直到21世纪的今天，始终影响着世界译学潮流，成为翻译学研究持续 健康发展的主要思想基础之一。 翻译的文艺学观和语言学观之间，自始至终存在着比较大的论争。这种论争时起时伏，非常尖锐。 如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发生的文艺学派与语言学派的论争，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成为影响全世界 译论界的一场大论战。但是，就翻译的实质而言，文艺学观和语言学观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 实际上二者并不能截然分开。打个比方来说，二者如同我国古道上的一架马车的两个巨轮，总是并行 不悖地承载着“译学”这架大车行驶在历史的大道上。经验证明，两个轮子中如果有一个偏离轨道， 则可造成大车的失衡，甚或倾覆，给整个事业造成损害；如果二者协调一致，并驾齐驱地顺着轨道行 进，则大车就会安然无恙地驶向预期的目标。所以，两种观点总是在对立一个阶段之后，必定寻求一 种机会，走到调和一致的轨道。如西方古代以西塞罗、贺拉斯为代表的活译派和以斐洛、奥古斯丁为 代表的直译派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论争之后，便出现了以哲罗姆为代表的折中派；我国古代以安世高、 道安为代表的“质”派和以支谦、鸠摩罗什为代表的“文”派之间的对立，到了玄奘“新译”时期， 便获得协调统一。这一点似乎是一个规律，是翻译的性质使然，任何个人都是不可能左右的。正如我 国东晋高僧慧远在《三法度经序》中所言，“质”派“理胜其辞”，“文”派“文过其意”。慧远采 取了“以裁阙中”的做法，即“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 ［1］(P18—19) 。梁启超先 生评道：“此全属调和论调，亦两派对抗后时代之要求也。”［2］(P61) 上面我们是仅就历史上“直译”、“意译”之争的性质和状况举例而言，并非现代视野中的文艺 学派与语言学派之间的状况。其实，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派与文艺学派，都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 其对立和论争的焦点，绝不仅仅限于直译或意译。“直译”与“意译”之间的争论，大都属于具体翻 — 28 — 民族翻译 2008 年第1 期 （总第 68期） 译实践上的方法论之争，多限于语言意义的转换形式或表达方式而已。文艺学派与语言学派之间的论 争，属于翻译研究的方法论范畴，比古代“直译”与“意译”之间的争论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它 牵涉到翻译的基本定位或整个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关系着翻译学建设的大局，绝不可等闲视之。当 然，历史是现时的一面镜子，任何学科的现代理论观点，总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和历史传承的规律， 现在讨论现代文艺学翻译理论与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