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养老保险对林地转出影响研究.docx

PAGE \* MERGEFORMAT PAGE \* MERGEFORMAT 1 农户参与养老保险对林地转出的影响研究 引言 我国开展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集体林分山到户，确定了农户对林地承包经营的主体地位，提高了农户林业经营的积极性（韩立达和徐怀卫，2009）。但多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崛起，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分散经营模式，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以规模化、市场化等为特点的现代林业的发展要求。其次，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林业经营兼业化、林地细碎化甚至林地抛荒的现象也日益突出，林业资源利用率明显下降，这显然不利于林业生产的发展（许凯和张升，2015）。林地流转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这对促进林地适度规模化经营、优化林业资源配置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尽管我国在推进林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上进行了有益探索，然而农户依旧不愿放弃林地，林地转出率和规模经营程度依旧偏低。 影响农户林地转出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美国学家斯科特曾提出，农户的经济行为是受“生存伦理”支配的，其决策原则是“生存理性”和“安全第一”，即其行为是极力规避风险的，首要目的是满足家庭的生存需要，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Scott,1977；刘金源，2001）。事实上，对于“靠林吃林”林区农户而言，林地在其基本生活上的重要性远超过耕地（秦鹏和李汝义，2013）。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户长期占有林地是出于对老年生存需要的理性考虑，林地被赋予了较强的社会保障功能，这成为了林地转出的主要障碍因素。如果存在可以代替林地养老的社会保障机制，农户对林地的依赖就会大大削弱。自2009年起，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更新。加之工业化、城镇化的多重冲击，农户职业进一步分化，其参保类型日益多样化（周建再，2014）；再者，农户养老观念不断更新，“恋土情结”也在逐步淡化中。农户的养老方式及保障程度发生了许多变化，这是否会对林地转出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影响程度有多大？如果没有影响，其原因是什么？等等问题，目前尚未有系统深入研究。 浙江省是我国典型的集体林区，林业发展基础较好但流转率较低，规模化经营程度低（王成军等，2010；李朝柱等，2011）。在农村养老保险不断完善、林地流转市场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深入研究“农户参与养老保险对林地转出的影响”，对推动林地适度规模经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献综述 农村养老保险相关研究 养老保险制度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基础、最广泛的一项制度。在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呈现出城乡二元结构分化现象（刘先良，2012）。城镇养老保险已经相对健全，而农村的养老保险相对滞后，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封铁英等，2008）。多年来，我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首次指出要探索并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9月，《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发布意味着“新农保”开始在全国各地展开试点。随后几年，“新农保”广泛推行，覆盖率逐渐提高。 2012年，已基本实现全覆盖。2014年，国务院提出要合并实施“新农保”和“城居保”，并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其次，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多重冲击下，越来越来的农户开始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商业保险在农村地区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白雪莹，2013；周建再，2014）。这样看来，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当中。 农户林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近年来，学者围绕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深入。林地流转行为又分转出、转入两个方面，由于林地转出和转入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而且林地的保障功能直接影响的是林地转出。因此本文重点讨论农户林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综合大量学者的研究观点，影响因素主要侧重农户个体家庭、家庭特征、林地特征及外部环境特征等几个方面。 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包括：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等。多位学者研究发现年龄对林地转出产生显著影响。但关于影响方向，学者意见大不相同。徐畅和徐秀英（2017）发现户主年龄对林地转出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因为年龄大的劳动力受自身劳动能力的限制而倾向于转出。但潘丽莎等（2016）研究指出户主年龄对林地转出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产生差异的原因是，林地具有一定的养老保障功能，年龄大的农户倾向于保有林地以维持基本生存。王波等（2017）认为户主受教育程度与农户参与林地流转行为呈现正相关关系，理由是文化程度高，从事非农工作的可能性就大，农户更愿意将自家林地流转出去。家庭林业劳动力数量对转出行为产生显著负影响（李朝柱等；2011）。王团真等（2016）着重从农户分化角度对农户林地转出行为进行研究，表明发现农户的收入、职业分化对其林地转出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即农户人均年收入水平越高，离林程度越大，农户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