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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私营军事公司兴起成因浅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军事外包政策，将军事领域的职能外包给私营军事公司，私营军事公司因之兴起。冷战后国际政治的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与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到来均促进了私营军事行业的兴起。 　　冷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军事外包政策导致私营军事公司得到迅猛增长，它们承担了部分传统上专属于国家与军队的军事与安全职责。私营军事公司几乎参与了全球范围内爆发的武装冲突。其中最典型的是，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中，美英联军对私营军事公司大规模使用。私营军事行业的兴起有着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原因。 　　西方国家不断推动公共部门私有化进程 　　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蔓延，促使英美等发达国家不断推动国家公共部门私有化进程，即新公共管理改革。新公共管理主张将政府治理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把私人企业的各种管理方式引入公共部门。公共领域的竞争、实用的专业管理与资源利用的节约成为新公共管理理念的要素，而经济、效率与效果成为其遵循的原则。 　　在国家安全领域推行新公共管理政策走在最前沿的是美国与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自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就开始了私有化的进程。总统预算主任戴维?斯多科曼，于1983年发布的巡回A-76号文件倡导美国政府服务私有化，要求美国政府依赖商业资源为政府提供商品与服务。 　　克林顿任总统期间，美国政府实行了一项彻底的新公共管理计划。在宣布1993年的题为“从繁文缛节到结果”的国家绩效评估报告（戈尔报告）时，克林顿声称政府的目标是“建造一个成本低廉、运转高效的联邦政府”。 　　实施的方式是创建“企业式组织”。1995年提交给国会的关于武装部队作用与使命委员会的最后报告提出建议，通过增加外包与优化管理来降低成本。 　　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国防部的新领导层就决心实施美国军事史上最彻底的民营化和外包业务。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坚决主张更多地使用承包商。他指出：“我们必须激励一种更具企业精神的做法：鼓励人们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应付，并且在行动上不像官僚主义般缩手缩脚，而更像风险资本家。”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国政府就同意将部队与私人的比例由90年代初海湾战争中的100：1提高到10：1。例如，美国陆军宣称它允许承包商竞争154，910个文职岗位及58，727个军事岗位，其中给承包商的文职岗位超过了美军文职岗位总数的一半。此外，军事计划也逐渐地将使用承包商纳入其中。国防部甚至还把美国境内的军事基地的安全外包给私营军事公司。随着9.11后国防任务的急剧增加，国防部越来越多地依靠私营军事公司，而这些公司在美国阿富汗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6年的美国4年防务评论明确地承认承包商已经成为国防部可利用的兵力的一部分，将“承包商的商业行为，包括应急性与提供后勤支援的承包商，纳入军事计划与命令之中”，是国防部的政策。 　　就英国而言，1998年的战略防御评论中就提出“是否通过市场实验与防务外包，或者吸收私人金融、或者公共与私人伙伴”来推进国防部的转型，这表明私人部门在国防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在伊拉克战争之前，英国已经不再讨论私人部门是否可以支援军队的部署了，而代之以“何时与何地私人承包商能够提供最经济的支援。”例如，英国已经将核潜艇的训练与维护、飞机分队支援行动、坦克运输分队与空中加油分队的行动外包给私营军事公司。 　　国际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为私营军事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空间 　　冷战结束后，美苏两极争霸体制结束，国际体制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并处于多极化进程之中。冷战时期被掩盖在两极体制下的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等矛盾随之爆发。在世界总体和平的情况下，国家内部武装冲突数量有所上升。这为古老的雇佣军行业的复兴提供了土壤。为了避免在国际法上的不利处境，现代雇佣军以公司的形式出现，由以前零散的、隐蔽的以个体为主的雇佣军转变为以现代企业模式运作经营的公司，成为政府部门的私人承包商。私营军事公司成为国际与国内武装冲突中的重要因素。 　　弱小国家对安全的需求促使私营军事行业增长。例如，埃塞俄比亚、利比亚、索马里政府。以联合国为领导的多边安全机制并不能发挥有效作用。因此，国家转而借助私营军事公司来应对危机。例如，安哥拉与塞拉利昂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雇佣南非万能公司对付反叛者。东欧国家与中东国家中，私营军事公司规模与行动能力也获得巨大增长，威胁到国家的安全。根据1993年年末美国的情报，有2万名外国人参与了波黑战争。 　　西方国家实施裁军政策为私营军事公司市场提供了人力资源 　　冷战结束后，国家面临的传统的安全威胁有所缓和，世界主要国家军费开支因美苏对峙的终结大为削减。世界新军事革命趋势客观上要求各国军队在编制体制方面减量增效，各国出现大量富余兵员。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