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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权保障视角下我国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之完美 　　摘要：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作为一般给付诉讼的亚种，对相对人社会权保障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国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程序标的过于狭窄、程序缺失，且实体法的规定与程序法不相协调，这无疑限制了相对人诉权行使的可能性。因此，只有通过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的确立，并对程序标的进行适当调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现行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所遭遇的难题，推进行政法治的进程。 　　关键词：财产给付；社会权；给付诉讼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识码：A 　　 　　2006年资深行政法学者朱维究教授在全国公私法对话时与参会宪法学者说：“行政法学理论比较薄弱，希望你们宪法学者多多给予我们支持”。近两年在宪法学界社会权可采判性的呼声日益高涨，行政法学界似乎也应以此为镜对行政法的给付行政、行政诉讼法的财产给付诉讼进行反省。如依照《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六项之规定，相对人仅能在行政机关未为抚恤金发放的情况下，才能提起公法上财产给付之诉。依照第11条第2款之规定其他法律法规可以扩展受案范围，而除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最低生活保障可诉外，根本找不到社会保险金、社会救济金、奖金等诉讼救济的法律依据。然而司法实践却非如此，借助非属“法律法规”的司法解释对其部分吸纳救济。那为什么最低生活保障可诉，而社会保险金、救济金、奖金却不可诉?对这类关系到社会权的财产给付究竟可否全诉?若不，那界分的标准又是什么?即便可诉，又当遵循什么样的程序?等等。这一跨越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的理论探讨，不仅具有时代意义，也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基本理论概述 　　 　　(一)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的概念界定 　　行政给付诉讼有广义和狭义说，广义给付诉讼包括给予义务诉讼，而狭义给付诉讼仅指给予义务诉讼以外的给付诉讼。德国和台湾把这一给付诉讼称为一般给付诉讼，与课予义务诉讼区分开来。一般给付诉讼是课予义务诉讼的一种补充，亦即凡不属课予义务诉讼的给付诉讼都属于一般给付诉讼。在德国一般给付诉讼始为法院审判包罗万象的“箩筐”，随着一般给付诉讼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发展，一般给付诉讼进一步细化适用于包括信息行为的给付、生存照顾和基础设施的给付、金钱的给付、制定规范的给付、消除后果的给付以及真正兜底的给付诉讼。然而这仅是一般给付诉讼适用情形的归结，并非系统的类型化，如生存照顾和损害赔偿及补偿都可以统一划归为财产给付诉讼。在台湾，有学者将一般给付诉讼按其内容不同分为财产给付诉讼、非财产给付诉讼和预防性诉讼等。财产给付诉讼因其起因不同，又可分为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和先行行为所生的财产给付诉讼。所谓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是指行政相对人直接依据公法上的请求权请求行政机关为特定财产给付的诉讼。 　　首先，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是以国家对相对人负有财产给付义务为前提。这种给付义务又是基于公法直接规定，如最低生活保障的给付、社会救济金、奖金等的给付。从相对人角度看，是以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具有公法上财产给付请求权为前提的。其次，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程序标的具有单方受益性。这与国家赔偿及国家补偿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只需相对人满足行政法律规范之特定要件即可提起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以实现其财产给付请求，是以社会权为基础；而后者则以行政机关的侵益性行政行为为前提，是以自由权为基础。再次，正因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具有单方受益性，故与国家财政负担紧密关联。在“行政国”出现之后，给付行政成为管制的主要手段，国家利用财政支出为社会提供各种公用物品、公共设施。先行行为所生的财产给付诉讼与前者相比具有一定特殊性，适用主体仅为行政行为侵害其权益并造成损害者，故不至于遭致财政困境。因此，并不是行政实体法规定的所有财产给付都是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的程序标的，只有确系国家承担给付义务的财产给付相对人才可诉求救济，否则势必造成国家财政难以承受的重负。亦即应当对实体法规定的财产给付进行区分以决定何者应当纳入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的范畴，而区分的标准也奠定了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的理论基础。 　　 　　(二)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的理论基础――兼论社会权的演变历程 　　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的理论根源应当追溯到社会权。有学者认为有关社会权可以推演到托马斯?阿奎那，但作为现代社会权真正起源的还是魏玛时期。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1条率先规定了：“经济生活秩序必须与社会正义原则及维持人类生存目的相适应。”《魏玛宪法》在人类法制史上第一次确认了社会权并赋予社会权丰富的内涵，即社会权不仅仅是人活着的权利，而且是能够体面地生活，能够充分体现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社会权的社会保障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接受，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