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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畜牧业结构差异剖析 　　中图分类号：DF41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关键词畜牧业；生产分析；地区差异 　　引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综观我国畜牧业发展历程，大体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以前，畜牧业属于家庭副业，在农业中处于补充地位；第二阶段是1980年-1995年，畜牧业全面快速发展，实现了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的历史性跨越，奠定了农业支柱产业的地位；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畜牧业进入以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和增加效益为主的发展阶段。 　　 　　当前，我国畜牧业正处于从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畜牧业的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到2008年底，全国全年肉类总产量达到7269万吨、奶类产量达到3651万吨、禽蛋产量达到2638万吨，分别是1978年的8.3倍、40.2倍和13.3倍。2007年畜牧业总产值达到16125亿元，占当年农业产值的33.0%，比1978年翻了一倍以上。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畜牧业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偏低。农业发达国家的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比重一般在50%以上，有的高达80%。这一指标是衡量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第二，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畜牧业生产结构不尽合理且调整缓慢。在我国，“耗粮型”畜禽的生产比重过高，而“节粮型”草食畜的比重偏低，而发达国家恰好相反。在2007年，我国猪肉占肉类总产量比重高达62.5%，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8.8%，禽肉占21.1%；而草食畜比重却很低，牛肉比重仅有8.9%，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6.3%，羊肉比重更低只有5.6%。在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畜产品的需求结构日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这种被有的学者称之为“粮-猪”结构的生产模式明显与我国的资源结构和市场需求不相适应。虽然这种发展方式也能带来畜牧业总产值的快速增长，但这一生产模式显然是难以持续的。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土地资源日益变得稀缺和昂贵，我国不可能拿出更多土地来发展粮食生产，如果不调整畜产品消费结构，当前的消费模式必将刺激畜牧业部门消耗更多的粮食来生产耗粮型畜产品，这将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因此，大力发展“节粮型”畜牧业就成为当前形势下我国的一种现实选择。 　　对政府而言，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必然会从国家层面上将畜牧业生产结构的调整纳入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提升整个畜牧业国际竞争力等多方面加以考虑，追求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等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对生产者而言，其做出的生产决策注重的是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经营行为和投资偏好必然追求的是私人效益的最大化。二者的目标收益并不对等，这就会使生产者在生产决策过程中将综合效益大而私人效益并不占绝对优势的其它生产模式排除在可选择的生产集合之外。尤其对家庭生产者而言，在生产过程中虽然经济利润是其算计和求解的主要目标，但并不是唯一目标。其生产行为受到了诸如饲养习惯、教育水平、市场需求、劳动的机会成本、生产规模、资金水平、预期收益、风险偏好和转换成本等一系列变量的制约，其最终的决策行为是这些变量均衡的结果。这也就很好的解释了如山东、河北等省份虽然具有发展“节粮型”畜牧业的天然优势，但却并没有发展成与其比较优势相对称的畜牧业生产结构这一费解的现象了。 　　因此，要想使生产者和政府的目标收益一致，政府应对生产者进行政策诱导，对其在生产结构调整过程中所产生的综合效益“增值”视为一种对政府主体利益的“贡献”，这同时也意味着生产者私人利益的“外在性”损失。对此，政府应根据获得的“贡献”值大小对生产者“外溢收益”予以补偿，将这部分利益通过一系列的扶持政策转换为经济上的表现形式返还给生产者，以调动其执行国家战略计划的积极性。简单来说，差异的形成是跟各自的资源禀赋、市场需求、资本、技术水平以及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但从深层次来看是由于市场分割、各地区消费习惯差异以及生产者和政府目标收益的不一致所引发的各地区比较优势利用的程度不同造成的。在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和人们对畜产品需求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将畜牧业特别是“节粮型”畜牧业的发展纳入到国家粮食安全体系中加以考虑，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畜牧业的发展同保障粮食安全并不矛盾，发展畜牧业一方面可以通过畜产品对口粮的替代降低对口粮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低“耗粮型”畜禽的生产比重、提高饲料报酬率和加大非粮食饲料资源来大幅度减少对饲料粮的需求。据测算，我国草食家畜肉类比重每提高5个百分点，可节约粮食大约1400万吨，大约是239.33万hm2耕地的粮食产量。因此，在基于资源禀赋与粮食安全的视域下，根据各地区资源环境特征以及畜禽生产条件进行优势区域布局，充分发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