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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地贫困化问题文献总结 　　内容摘要：资源地贫困化问题实质上是对“资源诅咒”假说的一个检验。现有文献集中于假说的存在性、传导机制、形成机理等，并以面板数据建立模型展开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总体上看，当前研究存在学科视角单一、断面研究多、内容欠深入、缺乏本土理论与方法支撑等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应重点展开跨学科、多视角、动态的集成方法和理论研究，尽快形成贫困研究的框架体系。 　　关键词：资源地 资源诅咒 贫困问题 文献综述 　　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Auty针对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比资源贫乏国家要慢的现象，提出“资源诅咒”的命题。此后，学界进行大量实证检验与理论研究。自然资源富集区（简称资源地）贫困问题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它正好检验“资源诅咒”假说是否真实存在。 　　资源开发与贫困缓解的学界研究现状 　　（一）资源地的贫困化问题 　　学界对资源地贫困化问题的高度关注始于“资源诅咒”命题的提出。Rosenstein（1961）认为自然资源开发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潜在、重要的催化剂。Chen、Shaohua（2010）在缓解和消除贫困、减少贫困人口、贫困区自我积累、提升贫苦户发展能力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资源产业兴起不但未带来发展预期反而造成增长缓慢、贸易条件恶化、结构失衡、反“工业化”、社会资本流失以及收入差距扩大（张复明、景普秋，2006）等问题。由于资金投入低、贫困人口受益少、资源整合困难、政策协调和项目瞄准机制缺失、资源地扶贫开发覆盖面不足，出现了严重的福利遗漏（宋彦峰，2011）。 　　牛冲槐等（2012）以山西吕梁煤炭开发为典型个案，提出引入低碳技术、调整产业结构和增加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综合运用政策、科技、法律等手段规避负效应。理论界对利益协调、产业扩张、加快转型等展开定性研究，但就如何立足资源赋存、环境承载，在减贫机理上响应国家新政、建构保障体系来消解贫困等未有新解。 　　（二）自然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增长 　　资源开发究竟是“福”还是“祸”？学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是发展的催化剂，有人说它造成增长波动、反工业化、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为检验上述论断，景普秋、王清宪（2008）选取山西省地级市（县域）2000-2006年的面板数据，从资源开发强度、集约度、依赖度、收益分配极化度以及资本转化度进行定性定量实证分析，得出选择变量不同将形成常态、优态、劣态等不同形态的增长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资源诅咒”及争论的质疑。 　　1.“资源诅咒”与经济增长。Sachs Warner（1993，1995，1997）对“资源诅咒”假说进行一系列开创性实证检验，并建立标准化研究模型，不仅为理论建模提供新思路，而且为实证研究提供新工具与新方法。 　　国外大量研究关注“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Sachs（1995）、Arezki和Ploeg（2007）认为资源产品价格变动导致贸易条件波动；Acosta（2000）认为制造业萎缩引发“荷兰病”；Gylfason（2009）提出人力资本与技术的挤出效应；Robinson（2006）认为制度弱化滋生腐败等。此外，还有人关注到资源国可能会因利益驱使而产生暴力冲突，影响经济增长衍生贫困。国内学者徐康宁、韩剑（2005）率先将该概念引入我国并关注资源区经济增长。李天籽（2007）、邵帅和杨莉莉（2011）、贺红艳等人（2010）以省际、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展开实证分析发现经典假说在中国区域层面同样成立。收益分配不公衍生“财富悖论”，对“资源诅咒”存在性、传导机制、破解对策等研究发现，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 　　然而，理论研究的不足、哲理思辨的欠缺、实证模型设定误差以及数据样本单一化，无法诠释资源区何以贫困。而过分依赖数学建模以及数理逻辑研究方法运用，借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理论来诊断发育中的中国经济问题，明显表现出水土不服，无法真实反映我国经济现状。 　　2.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正态协同。资源地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张凡勇（2011）、孙大超和司明（2012）分别以省际面板数据、城市横截面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检验结果显示：一旦控制住海港距离、政府干预、制度变量、区位变量等因素，“资源之咒”的现象并不明显。还有学者以人均概念衡量自然资源丰裕度，得出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无显著负相关。不仅如此，资源丰裕城市对其他城市还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可见假说是否成立还值得商榷。 　　Brunnschweiler和Bulte（2008）研究显示，资源丰度、法律和制度共同决定区域增长是否依赖资源。敖华等人（2009）对资源开发与产业升级、主观意志与市场导向、区域开发与开放、开发利用与环境协调的解读发现：一个地区对资源依赖并不会抑制经济增长，相反丰富资源对增长和制度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