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外交观初析.docVIP

陶澍外交观初析 　　摘要： 陶澍是鸦片战争前夕我国杰出的政治人物，他抱有以天朝大国为中心，奉行怀柔远人政策的外交思想，同时主张加强海防建设，积极防范外夷入侵；主张正当的商业往来，坚决反对鸦片贸易，虽然存在着一定的时代局限，但仍然是走在同时代前列的政治家。 　　关键词： 陶澍；外交观；经世学派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官至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是鸦片战争前夕我国杰出的政治人物。陶澍生活的时代，正是清代急遽走向衰落的时期。他作为经世学派的重要政治家，敏锐地发现了当时社会的诸多弊端，并积极寻求解决这些弊端的方略，在经济领域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对于陶澍的政治主张和行政能力，道光皇帝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裕国而安民，通商而除害，汝为干国良臣，而朕亦获知人善任之美名，实有厚望焉。”［1］ 　　陶澍在安徽巡抚、江苏巡抚及两江总督任上，所采取的兴修水利、改革漕运、改革盐政等措施，对改善道光时期内忧外困的政治局面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惟其如此，道光视陶澍为最可信赖的地方大臣。陶澍从政三十余年，长期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处理地方内政，但他在任安徽巡抚、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期间，也曾经处理过一些外交方面的事务。从陶澍对外交事务的处理，可以了解到他的外交思想，以及他过人的见识。然而，陶澍担任两江总督等职务的时期，已是处于中国社会面临急剧变革的前夜。即使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政治人物陶澍，也缺乏对社会走向的清醒认识，在他去世后不久爆发的鸦片战争，也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以天朝大国为中心，奉行怀柔远人的政策 　　中国是天朝大国，为世界经济、文明的中心，这是我国封建社会从统治者到知识阶层一直以来的认识。那么，中国之外的其他地区都是蛮夷之地，对这些蛮夷之地，中央政府历来奉行怀柔远人的政策。所谓怀柔远人，就是用怀柔的政治手段，笼络边境地区的民族或国家，使他们归附中央政府。陶澍作为朝廷的重要官员，深受传统的夷夏思想的影响，自然以这一认识作为自己的外交指导思想。从陶澍对涉外事务的处理来看，他所遵循的就是传统的外交观念。 　　陶澍最早接触外交事务，是在他担任安徽巡抚之初。道光三年（1823）正月，暹罗国（泰国古称）使者从江苏进入安徽境内，地方官发现他们携带有买来的八名儿童，据实向陶澍做了汇报。陶澍马上采取了措施，一是委派安庆知府汪恩等地方官员前去调查处理；二是尊重外交使者，“臣思国家怀柔远服，备极恩施，重译之人，莫非臣仆”［2］，派人护送使者安全离境；三是保护儿童权益，不准外交使者携带儿童出境，“自应截留给属，不令携往”，“现饬汪守暂送留养局，择诚实稳婆妥为存养，一面移查原籍亲属领给完聚，以免流离”［3］。这是陶澍第一次处理外交事务，就可以看到他处理事情非常老练。对于这样的处理，道光也非常满意，认为陶澍“可见诸事留心查办，甚属得体”，“此等公正地方官，甚属可嘉”［4］。据地方官员的调查，这八名儿童并非外交使者所买，而是随行的中国翻译人员等所买，陶澍对护送官员提出了指控，“至护送委员，职有官司，岂得毫无闻见，一任通事、家人等购买役使？”［5］对于暹罗的外交使者，陶澍则依据“怀柔远人”的外交政策，只是安全护送出境。 　　此后，陶澍一直以“怀柔远人”的政策处理外交事务。道光六年（1826）四月，一艘日本商船因突遇大风，迷失海道，漂流到江苏镇洋县（今属太仓县）境，“恳求指引回国”。江苏巡抚陶澍“仰副圣主怀柔远人至意”，指示地方官员“照例抚恤，选拔熟悉海道商船指引，并饬浏河、吴淞各营派委巡洋官兵妥为防护，令该夷人等乘坐原船由吴淞海口出洋，早归该国”。［6］同年十月，又有一只日本小船来到江苏海境，原来是日本商船遇到大风被击碎，一行九人乘小船漂流到此。陶澍当即指示地方官“妥为抚恤，加给冬衣”，还派人护送九名日本人到浙江，附搭浙江的铜商船归国，“并饬行沿途地方官，一体照料，以仰副圣主怀柔远人至意”。［7］ 　　从陶澍对“怀柔远人”外交政策的忠实执行，可见他坚守着中国乃是世界中心的传统思想，同时也体现了他一贯的“通经致用”，希望国家强大繁荣的思想。陶澍对夷人采取“怀柔”的态度，对落难的日本人给予关心和照顾，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这是值得肯定的。 　　二、主张加强海防建设，积极防范外夷入侵 　　嘉庆以来，英国逐渐扩大对华贸易，商船时有出入我国近海。关于对外贸易，清政府一贯采取限制的政策。英国人不甘心贸易逆差，千方百计寻求扩大贸易，甚至为武装侵略做好准备。对可能出现的外敌入侵，清朝廷是有一定的认识的，陶澍更是主张加强海防建设，积极防范外夷入侵。道光十二年（1832）五月，两江总督陶澍接到禀报，有一只英国大船停泊在江南洋山洋面。陶澍将此情况报告朝廷，道光指示：“倘该夷船阑入内洋，立即驱逐出境，断不可任其就地销货。并严禁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