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承包经营与中央“土地新政”.docVIP

家庭承包经营与中央“土地新政” 　　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为主题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恰逢农村改革发端30周年，这两件事绝非只是时间上的巧合。我们应当把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与学习、理解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活动紧紧地结合起来。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农村改革的继续和深化。回顾农村30年改革的历史实践经验，无疑会对我们正确、深入理解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大有助益。 　　 　　土地家庭承包制是农村改革的主要成果 　　 　　农村改革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兴起。开始时是安徽、四川等地从落实被“四人帮”破坏的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入手，纠正农村中“左”的错误，恢复濒于破产的农业生产。而亿万农民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下忍受了多年，强烈要求改变挨饿受穷的命运。在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真理标准”大讨论带来的思想大解放的浪潮鼓舞下，乘势而起，对现行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提出挑战，坚决要求散掉“捆死手脚的大集体”，砸烂吃不饱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他们的做法是实行联产承包，从联产承包到组，到“包产到户”再到“包干到户”，最终推倒了高度集体化的农业经济体制。 　　建国初期，在全面完成土地改革之后，在农村、农业发展上选择合作制，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认识存在许多偏颇和局限，这种局限又直接影响到对合作制的正确认识，使指导合作制建设的方针出现严重偏误，历经曲折坎坷，通过连续不断地运动、斗争，最终完全消灭了农民个体私有制，全面取消农民家庭生产经营，把合作制弄成一个违背农业生产规律，违背农民意愿，违背合作制基本原则的高度集体化体制。人民公社在体制上追求“一大二公”，实行“政社合一”，混淆了政权机构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界限，也混淆了农民与合作社社员的界限，合作制的自愿、民主、互利的原则被抛弃了，农民入社自愿和退社自由的原则完全无法实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了政权的附属物，生产、经营自主权完全丧失，合作制的基本原则荡然无存。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遭到失败之后，人民公社体制被迫进行调整，后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才勉强稳定了农村形势，渡过“三年困难时期”。但对合作制建设造成的危害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政社合一与高度集体化的体制仍然继续实行，作为农民经济组织的生产队的各项生产及经营自主权，农民在合作社中的经济利益和各项民主权力没有受到尊重，合作制的基本原则仍然不能实行。说到底，人民公社根本不是真正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最大的问题是全面否定了家庭生产经营。无偿剥夺了农民的一切生产资料及一整套“左”的政策，完全窒息了农民个人、家庭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而又因长期以来只注重生产关系的“升级”，忽视发展生产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各项管理制度的建设，致使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形成健全有效的劳动、经营管理制度，没有一个能够体现农民劳动数量及质量的考核办法和相应的计酬标准，使无责任的“大忽隆”劳动和平均主义“大锅饭”盛行，结果是全国农民在集体组织内普遍的“怠工”。同时，人民公社在体制上自我封闭，坚持农村即农业，农业即粮食，排斥工副商业，加上城乡两元化格局，农民被紧紧拴在有限的土地上，阻断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窒息了商品生产的发展。集体经济失去了发展活力。农村陷入贫困境地，农民致富无望，甚至连饭也吃不饱，还出现过饿死人的悲剧，外出乞讨的人更是年年都有。 　　粉碎“四人帮”之时，中国农业到了破产的边缘，人民公社丧失人心。农民长期深受其害，所以他们的改革目标十分明确，强烈要求改变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党中央总揽全局，顺应历史潮流，尊重农民的改革行动，总结农民的改革实践经验，带领全国农民完成农业体制的这场伟大变革，废除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确立了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 　　家庭承包经营制的确立，使农村农业中的许多在旧体制下形成的问题迎刃而解。“大忽隆”劳动、“大锅饭”分配等弊端被彻底破除，束缚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种种“左”的错误政策得到纠正，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如火山喷发一样得到发挥，从而使陷入停滞的农业迅速恢复、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辟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农业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推动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种种传统观念的樊篱，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关系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从而开创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 　　 　　合作制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农村改革的巨大成果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发展，农村经济很快便出现了两个转变：一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二是由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转变。 　　这两个转变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