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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转移支付推动西部地区社会均衡发展成效剖析 　　摘要：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重点向西部地区倾斜，优先支持西部地区各类经济社会项目发展，并将促进地区间的均衡发展作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重要目标。2001―2012年，中国各地区间以人均GDP和HDI衡量的地区间经济与社会发展差距，在引入财政转移支付变量后，都存在与其相对应的β条件收敛，人类发展水平收敛速度远快于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中国东、西部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尤其是社会发展差距快速缩小，财政转移支付有效促进了西部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间的人类发展水平的均衡。 　　关键词：财政转移支付；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指数；区域差距 　　中图分类号：F061.5；F8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8）02-0001-14 　　一、问题与文献回顾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经济与社会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建设在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随着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中国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世界上少见的“一个国家，四个世界”[1]的地区间发展差距。各地区间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同时也在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社会发展上的差距日益拉大，尤其是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尤为显著。虽然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是普遍、客观的，但发展的过度失衡，尤其是社会发展水平的过度失衡会带来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影响一国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为缩小中国日益严重的地区间发展差距，尤其缩小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发展差距，2000年中国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重点向西部地区倾斜，优先支持西部地区各类经济社会项目发展，并将促进地区间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间的均衡发展作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重要目标。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政府追求的终极目标。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发展的认识也在不断演变。传统经济发展观认为，发展主要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而现代社会发展观的发展不仅表现为量的增长，还对社会发展提出了质的要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必须保持协调关系。一国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除了经济发展的支撑，还需要作为社会组织者和管理者的政府通过规范社会制度，提供各项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满足人们对社会发展多方面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政府的财政支出也日益由生产性支出向公共服务性支出倾斜。 　　随着人们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以及对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较之单纯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计划署以包含了人均 GDP、教育、健康三个维度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取代了单纯的经济发展指数GDP，作为评判世界各国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已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人类社会发展测度指数。中国学者杨永恒、胡鞍钢等也利用这一指数对中国各地?^社会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杨永恒等[2]利用人类发展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将中国1982―2003年各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分成了“四个世界”，东、西部地区间的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十分显著。吴映梅等[3]的研究结果则进一步指出西部地区处于中国各地区人类发展水平的中下级主要是由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东高西低造成的。赵志强、叶蜀君[4]指出：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中、西部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显著且日益扩大，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间教育和预期寿命指数差距逐渐缩小，使得西部与东、中部地区间人类发展水平间的差距开始呈现出收敛的迹象。胡鞍钢等[5]、靳友雯和甘霖[6]等对人类发展指数的后续研究发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人类发展奇迹，不仅实现了各地区人类发展水平大进步，而且实现了全中国大趋同。 　　财政作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为多级政府间处理财政关系和再分配的主体，直接影响公共产品的供给及公众需求的满足，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关于财政转移支付对中国地区间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尤其是对西部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的研究，则多集中于分析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经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影响，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大多数研究成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由于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差距的加大，财政收入的不均衡等原因，中国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呈扩大的趋势；西部大开发后，随着中央对西部地区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持续增加，不仅大幅提升了西部地区的可支配财力，而且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大幅提升[7-10]。 　　而对财政转移支付对人类发展综合影响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