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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犯罪认定中非法证据问题剖析 　　摘要:贿赂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犯罪,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身份、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贿赂交接方法的诡秘和反侦查等原因,致使认定贿赂犯罪的证据与其他经济犯罪以及一般犯罪的证据在证据的形式上具有较大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非法证据问题往往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企图开脱罪责、逃避制裁的最大理由。因此,研究贿赂犯罪中非法证据的表现形式及危害性,对于解决贿赂犯罪中所面临的证据采信的困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贿赂犯罪;非法证据;言词证据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7―0117―02 　　 　　贿赂犯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犯罪,在多数情况下,贿赂犯罪行为是行贿与受贿的双方在极其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犯罪痕迹极少,能够证明此类犯罪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通常只有行、受贿双方的供述以及互为证据的证言,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言词证据。贿赂犯罪证据的单一性、不稳定性以及互证性的特点,给此类犯罪的侦查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因此,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通常都要在突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以及证人证言上下工夫,从而导致此类犯罪中非法言词证据的大量产生,并成为当前困扰贿赂犯罪司法实践的一个突出的法律问题。 　　一、贿赂犯罪侦查中非法证据产生的原因分析 　　1.法律规定的不全面、不彻底。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以禁止性规范的形式要求侦查人员不得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但并没有就排除非法证据的问题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虽然对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明确采取否认的态度,但是这种规定因过于简单化而缺乏可操作性。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即使是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也并不必然被排除,一旦被查证属实,则有可能被作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加以采信,且我国的侦查活动多为秘密进行,法律对如何查证、查证手段合法性的举证责任等并无明确规定,这就为侦查人员“任意的”违反程序执法提供了活动空间,从客观上助长了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侵犯人权的行为。 　　2.贿赂犯罪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首先,贿赂犯罪是无受害人的犯罪,是职务犯罪中隐蔽性最强的一种犯罪。在多数情况下,贿赂犯罪行为是行贿与受贿的双方在极其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第三人在场,没有财务帐目的记载,没有收条,没有签字,犯罪痕迹极少,属于“一对一”的犯罪[1]。因此,此类犯罪的证据通常只有行、受贿双方的供述以及互为证据的证言,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言词证据,所以贿赂案件的侦查,通常都要在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以及证人证言上下功夫。但是,由于行贿与受贿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对合关系,是贿赂犯罪的两个方面,因此,双方在侦查时一般都不愿意供述犯罪事实,而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这类案件很难定案,于是就造成了侦查机关采用非法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以及证人证言,从而导致贿赂犯罪中非法言词证据的大量产生。 　　3.言词证据所具有的主观性、不稳定性的特点,是导致贿赂犯罪案件中非法证据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贿赂犯罪对言词证据的过度依赖,决定了言词证据在贿赂犯罪证据中的特殊地位 [2]。而言词证据属人证范畴,作为人的认识和反映,由于受其一记忆能力的限制以及出于对多种利益关系的考虑,可能导致他们的陈述有误或是作虚假陈述,因此,言词证据与其他证据相比,其失真的可能性最大,虚假的成份最多,而且容易出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翻供以及证人的伪证、翻证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侦查机关往往出于对诉讼效率的追求,采用非正当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以及证人的证言。 　　二、贿赂犯罪认定中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法律依据 　　纵观我国的刑事立法,在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中都有关于排除贿赂犯罪中“非法言词证据”的理论依据: 　　1.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非法证据”的规定。1996年,我国修改了刑事诉讼法,现行刑事诉讼法以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的形式,强调法院、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在诉讼活动中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禁止以非法的手段获取证据。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对于非法证据效力在《刑事诉讼法》中则没有明确规定,仅我国参加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中有规定,要求排除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但不包括书证、物证。 　　2.司法解释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