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郊村３０年巨变.docVIP

一个城郊村的３０年巨变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对我国11个大中城市的168个郊区、县进行统计调查，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郊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继续高于它所依托的城市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周边的农村地区，一枝独秀。近十几年来，城郊经济平均每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经济的较快增长使得城郊经济在国民经济总体发展中的地位飙升。而作为城郊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城郊农民，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他们的就业观念、就业途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从福州业下工业区一路往西，沿途一排排别墅错落有致。这些别墅大部分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据说当时有台商来福州投资，经过这些别墅时叹为观止，感慨大陆的变化真是日新月异。 　　而这些别墅的主人大多是附近村子里的农民。老人们回忆，30多年前，这里种的是水稻；改革开放后，家家分田到户，这里曾是一片甘蔗林和橘园；从90年代初这里建起第一栋别墅开始，陆陆续续地，很快，一个新的居民区生成了。 　　 　　分田到户与“农转非” 　　故事开始于改革开放后的第五年。1984年的春节刚过，这个有90%以上村民姓“黄”的村子沸腾了，企盼了许久的“分田到户”让老人们老泪纵横。这时候，谁家要是有孩子出生正好赶上“分田”，这个满月酒必定办得极为隆重。落实到人头上的每人“2分”责任田，成了农民们扛着锄头下地最大的心里支柱。每个清晨、傍晚，老农们坐在地头的田埂上抽着便宜的旱烟，听着村广播里遥远的《东方红》，翘首等待地里的收成。 　　分田到户让农民有了更大的自主权，许多农民除了种水稻蔬菜保证粮食供给外还种起了果树花卉。从村口坐十几分钟的公交车就能到达位于白湖亭的福州公交总站，那里有通往城里各个方向的公交车。每个月初一十五常能见到村里妇女们结伴去城里卖菊花，回来的时候大都拎着几两红白相间的猪肉或是一块的确良小碎花布。 　　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是深切的，但这样的热爱仅止于本人，他们大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做一个拿工资的城里人，只是在那个时代，农民和工人，城市和农村，有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村里隔上几年能碰着有城里工厂来招工，名额大都只有一两个，为了这一两个名额，村民大都挤破了头争着要把孩子往里送，指望着他们从此脱离种地的命运，但除了一两个幸运儿，大多数人是失望而回。争不到城里的工厂名额，许多人又开始谋划起了镇上“公社办”的工厂名额，好歹也算能进个“单位”，比在家种地强。那些年头，谁家孩子只要是考上个中专把户口迁走都能为早市提供好几天的谈资。 　　“农转非”对于村里大多数的男孩子而言是不现实的，而女孩子想要跳出“龙门”却是要容易得多。越来越多的女孩子通过各种渠道在城里的工厂或是供销社找到了临时工作，生活圈子的扩大让她们有了更多的“择偶”机会，而把握这样的机会，则是当时改变“乡下人”身份、实现“农转非”的唯一途径。随着城里个体经济的“解禁”，到90年代初，村里每家每户几乎都有了“进城务工人员”。 　　 　　市场经济的萌芽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水果等副食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村里几个对市场反应敏锐的农民开始尝试着种起了橘树。果然，三年后，橘子卖出了个好价钱，卖橘子让小部分农民盖起了小洋楼。随即，仿佛在一夜之间，各家责任田里的水稻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参差不齐的柑橘树。这种形势很快就蔓延至几乎整个福州城郊。80年代出生的福州城郊孩子想必都有印象，每年春天，当橘树开出一簇簇白色小花骨朵的时候，各村领导就会联合附近学校开展一次“整风运动”，主题为“尊重劳动，爱护明天的果实”。每年夏末刚过，小拳头大的橘子刚刚开始泛红的时候，调皮的男孩子们在咽下好几回口水后便开始翻越篱笆墙偷摘橘子，一个个剥开尝几口，扔掉，再摘……那段时间，村民到学校找老师告状的情况屡见不鲜。 　　终于捱到了年底，橘子丰收了，摘下来放家里，一箩筐一箩筐地将院子厅堂厨房所有的空挡全摆上了。农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白天外出找市场，晚上回家查看橘子，一遍遍小心翼翼地查看是否有腐烂是否遭老鼠了。城里时常有“二道贩子”来收购橘子，由于货源充足，收购价格时常被压得很低，辛苦了一年的农民们不干了，许多人挑起担子自己进城卖了；也有的村民也当起了“二道贩子”，购置了卡车等运输工具，也收购起了橘子。 　　90年代中期，由于没有正确的市场导向，农民们大量地跟风种橘子导致市场上橘子价格一落千丈，大量橘子被积压，眼见着一箱箱橘子烂掉。农民们泄气了，一颗颗精心培育了几年的橘树被砍掉了。 　　就在许多农民砍掉橘树的第二年，部分没有砍掉橘树的农民们的橘子又卖了个好价钱。在这场种橘子的较量中，胜者盖起了小洋楼，买了彩色电视机，添置了摩托车，这个村子，贫与富的拉锯战开始了。 　　 　　创 业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长期被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