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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困境与发展 　　王嘉　1971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中山大学历史学学士，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硕士。现为广东美术馆副研究员。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美术史及美术理论研究，出版《视野中的时代：20世纪中国美术史考察》。 　　 　　回看中国美术在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惊心动魄之处不亚于它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曾经出现的状况。继承与开拓、传统与创新、本土与外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种种交融与渗透、对抗与冲突，不仅为这一时中国美术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也在诸多曲折的环节上，为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开展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跟繁荣的美术创作相比，中国当代美术批评处在相对滞后的局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大致而言，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困境： 　　一是批评标准的困境。30年来，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而且也刷新了曾经的记忆。在此之前，中国美术批评常用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高大全”“红光亮”的批评标准，以及阶级批判和道德批判的话语环境，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逐渐淡出了批评的视野。对审美形式的重点关注，从吴冠中的，《绘画的形式美》(1979年)，《内容决定形式?》(1981年)等文章，以及冯湘一、江丰等人对相关话题的讨论，再次成为中国美术批评中的热点话题。审美形式的解放，一方面来自于“题材决定论”的退热，另一方面受益于新潮艺术家对西方美术的热衷。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西方美术理论，连同那些在西方美术作品中借鉴、挪用了大量资源的新潮艺术家的作品一起，推动着中国当代美术批评向多元化和多样化的道路发展。源自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危机意识，在这段时期也为不少批评家提供了各种话题。李小山的中国画穷途末路论，就是这种危机意识的典型代表。尽管也有不少批评家针对中国当代美术的危机现象，提出过一些拯救方案。但是随着美术创作领域的膨胀和分化，新作品和新现象层出不穷，总是在美术批评尚未达到的地方率先得以生根发芽，当批评家的眼光扫描到这些新领域和新地带的时候，那种众口难调的差异性，往往为这些新作品带来褒贬不一的复杂身份。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趣味的批评家那里，有不同的说法。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趣味的艺术家的具体作品面前，也存在着各种不同刻度和不同指向的坐标。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用于美术批评的新语汇像雨后春笋一样大量涌现，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其中的不少提法，在一番草率的自我演绎之后，竟相表现出营养不良的尴尬。这种现象，更是给批评标准的问题带来了新的困境一在当代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当代美术作品，在不少观众的眼里，反而不如那些产生于先民的农业社会的小桥流水、梅兰竹菊等作品更容易接受。之所以如此，固然可以顺水推舟地归咎于当代美术作品自身的多方面原因，但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话题就是：中国当代美术批评标准的失衡，难免导致在解读作品过程中的失重、失明和失聪。 　　二是批评文本的困境。文本不仅是一种表述批评的方式，是文学意义上的文法；它更是一种立场和态度的表白。近年来关于美术批评的各种研讨会上，常会涉及到在读图时代的文字文本和图像文本之间的关系。毋庸讳言，图像的生命力和冲击力在这个电子信息和网络化普及发展的今天，已经远远超过了它曾经并不羞涩的过去，而文字文本在发展中，囿于阅读方式的历时性和理解过程的线性结构，在很多方面显然钝化成相对弱势的群体。快节奏的当代生活，决定了图像文本在传递信息方面更容易满足读者的要求。而文字文本，尽管在铺天盖地的传统媒介和电视、网络等新攥介的生存环境下，有着同样宽绰的发展空间，但是读者，特别是习惯于读图的年轻读者，对文字文本的兴趣，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图文并茂的流行出版物上，过去是以文字文本为主，图像谓之日“插图”。而今的时尚杂志，印刷精美的各种图像，特别是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经过包装、修饰和润色的图像，往往扎根于版面上最肥沃的那块土地。文字成为“插文”，成为附件，成为点缀和牵补充说明。或者充其量是为那些在读图之后依然兴致不减的读们提供二度阅读的平台。由此决定了以文字描述为特征的批评文本，在读者阅读过程的取舍中，必然面临着一些困境。拖沓冗长的行文方式，呆板不化的叙事细节，这些在传统的读文时代也不合时宜的批评文本，在当下更无立足之地。而诙谐生动、鲜美靓丽的小品文，或是生辣刺激、刚猛精劲的精神檄文，在这个读图时代，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唐朝的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经谈到：“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尽管他所谈到的“文章合为时而著”的道理，主要指的是文章的现实生活内容。但是，在今天这个读图时代，重提“文章合为时而著”，却不仅是文字文本如何表达现实内容的问题，而且还包含了文字文本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