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长征.docVIP

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 　　在瑞士人勃沙特一生当中，有20多年的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而其中18个月的特殊经历给他终生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1922年，作为一名传教士，25岁的勃沙特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很快他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薄复礼。不久之后，薄复礼辗转来到当时最为贫困的省份之一 ――贵州，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1934年秋天，薄复礼和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不期而遇，成为了红军的一名俘虏。此后，薄复礼跟随这支部队，走过了18个月的漫漫征途。薄复礼被红军释放之后，根据这一段经历撰写了一部回忆录，这也是外国人记录红军长征的第一部著作。在晚年追忆往事的时候，薄复礼曾经这样说，那18个月的艰难困苦是他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 　　 　　一 　　 　　 　　1934年10月1日，是薄复礼一生当中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是他来中国12周年的纪念日，然而，这并不是最主要的，那一天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薄复礼的人生之旅。 　　张国琦：1934年10月1日，他们打到贵州黄平县的旧州。旧州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县城，还有国民党的机场。那里有一个教堂，红军打进去以后就包围了这个教堂，抓住了传教士。 　　薄复礼：我们不得不走下山，看到在我们打算住宿的村子里，有成百上千的人充斥其间，他们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我们是红军。” 　　这支突然出现在贵州的红军部队，是刚刚组建不久的红六军团，他们来自江西和湖南交界的湘赣苏区，而军团长就是年仅27岁的萧克。 　　张国琦：中央在1934年7月23日给红六军团发了一个指令，要求他们离开当时的根据地，到湖南的中部去发展，开辟新的根据地。 　　萧克：当时没有什么中央红军要长征的概念，那时候我们就是走在前面当先锋，中央也没有讲，我们是根据形势走这条路。如果中央红军出来，也会走我们这条路。 　　张国琦：当时有两个先遣队，一个是七军团――方志敏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向是浙江一带。西征，我觉得是有目的、有计划地让萧老在中央红军出发之前打开一条通道，或者摸摸这条路上的情况。 　　湘赣苏区的前身，是毛泽东等人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这里与当时党中央所在的中央苏区只有一江之隔，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张国琦：当时的红军，可以说绝大部分是独立作战，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尽管中央有军委、军事部，但是对于具体各个地域的红军作战指挥不到，所以每一个方面军的独立战区的军事指挥员，在指挥作战的问题上都是独立思考的，中央红军当时在江西、福建。湘赣，就是萧老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独立在赣江以西的战区。 　　萧克后来回忆说，虽然中央的电令并没有很明确的指示，但是当时湘赣苏区的中央代表任弼时的一番话，让他既感到震动又受到了启示。 　　张国琦：实际上当时任弼时有这个考虑，他认为中央红军可能要撤离根据地，要向西进，所以在领导层里边，对这一点一路上做工作，几乎每天都要给中央发电报，报告这一路的情况。他们出发之前，尽管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出发的形式是搬家式的，把所有的该带的和不该带的东西全部带上了。 　　1934年8月7日下午3点，9000名湘赣子弟兵，在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的率领下，踏上了西进的征途。 　　张国琦：当时中央要求他们不仅部队要撤，而且组织了一个做群众工作的工作团，就是准备到一个新的地方再建立根据地，开展群众运动，打土豪分田地。萧老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曾经讲过，连老虎钳子都带上。每次行军的时候，部队抬着发电机、电报机，所以部队的机动性很差，后来尤其是到了贵州，都丢得差不多了。他们出发的时候，部队打了几个漂亮仗，四道封锁线都冲过去了，没有像中央红军受那么大损失，当时湖南的军阀并没有注意到这支部队，等到了贵州，贵州的军阀战斗力不强，是有名的双枪兵，所以在贵州打得还可以。 　　 　　二 　　 　　1934年8月，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出发，向西挺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六军团就突出重围，直插湘桂两省。这个消息，引起了湖南、广西军阀的震动，他们开始调集重兵，严防红军入境。萧克回忆说，根据敌情的变化，部队开始向贵州境内运动，然而，进入贵州之后，红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萧克：过去不了解贵州的地形，我们只习惯于江西、湖南的地形，那里好得多。我们感到贵州的地形就是一上一下、山多山高、谷底很深、道路窄小。我们到贵州，马丢了不少。那些马在湖南、江西可以走，到贵州就走不了了，有些好马就走下来了，不是好马就走不了，摔到沟里去了。 　　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称，对于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薄复礼也是深有体会，此时他已经在贵州居住了十多年。 　　薄复礼：当时连骑自行车的路都没有，因为它是个山区省份，上坡路都是开在岩石上的石阶。 　　张国琦：当时贵州比较封闭，道路基本没有，都是靠走。我听萧老他们都给我讲过，问当地的老百姓：“到旧州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