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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若干反思 　　摘要：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为中共历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视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客观上给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带来一定的难度。要解决由此引发的诸种问题，要通过思想史的研究推动党的建设，有赖于从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比较研究、原始资料的考证和阐释、“活”史料的择取、以及跨学科跨专业多种研究方法并用等对以往的党史研究方法进行反思。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方法；执政党；价值中立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7)04－0027－03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的任务不仅在于回答“是什么”，更重要的在于解释“为什么”，后者则是思想史研究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作为中共历史研究中新兴的一个极具特色的研究方向，旨在运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轨迹、思想内容、思维方式、思想弱点、思想影响等内容作分析。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不仅如一般思想史研究把人物和思潮作为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还包括对于理论和思想范式的研究，只有这样的定位才符合政党思想研究的特点。但是，中国共产党既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又是当今中国的执政党，因而增加了科学客观认知的难度，这也是学术界对中共历史学科的属性争论不休的最重要原因。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赞同将中共历史研究划入历史学科范畴，这是学界对中共历史研究逐渐步人理性认知阶段的一个重要成果，如能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所运用的方法进行若干反思，对于突破相关学术认知局限，推进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将大有裨益。 　　 　　一、关于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的结合 　　 　　由于个案研究切入较易、深入展开较难，因而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学界惯用的研究方法之一，也是其症结所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的“主人公”除了中共的决策层和领导层外，至少还应包括从事中共理论工作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学者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共的决策层和领导层，尤其是特别重视对毛泽东个人的研究，这虽然有利于推动毛泽东研究的纵深发展，并为其他人物的思想研究提供可资比较的对象，但是也极易造成神化毛泽东个人作用、掩盖其他人物之贡献的缺陷。比如，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是在中共党内理论工作者写作的基础上，经毛泽东简单修改而汇编成的中共党史学习课本，若将其看作是毛泽东个人的著作，毛泽东个人的作用自然被突显出来，但是这样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也有悖于个人思想发展有限性的客观规律。 　　为了避免异彩纷呈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变成以毛泽东个人思想研究为轴心，应加强对其他人物个案的深入研究和人物所处群体的整体研究，以挖掘他们的独特性及其对中共思想发展的特殊作用和影响。若用这种方法审视学术界广泛关注而又悬而未决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提出的问题，不难发现学者们多囿于提法上的“第一次”，而忽视了个人思想发展与社会环境的普遍联系，同时也忽视了对人物群体性的考察。实际上，从提法的变化和内涵的演进两个维度看，“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正如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形成一样，不只是出于个别同志的创造，更应当视为党的集体智慧的成果。”目前，虽有不少学者运用以点带面的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阐释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问题，并能达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的良好效果，但从整个学界看，此种方法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过程中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对于科学理解和把握党的思想问题非常不利。 　　 　　二、关于比较研究法的运用 　　 　　通过对相应的历史人物、社会思潮等异同点的比较，有助于研究者从共通性中探索规律，从差异性中找出各自的特点，以消除偏见，摒弃单一的解释，从而达致克服片面认知的效果。受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和现实地位所局限，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往往流于作出“积极”、“革命”、“进步”或“消极”、“反动”、“落后”的判断，而且往往以对中共领袖人物及中共全党的活动叙述代替平等、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从而影响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既包括成型的理论又包括散落的思想碎片，以往的研究重视前者而忽略后者。实际上，中共的许多理论都是从思想碎片沉积而来，以往因为碍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党内人物思想的比较中往往存在对领袖人物“注经式”的误区，由此导致相关研究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将中共历史人物置于客观平等的比较平台上，这是理性认知历史人物在中共历史中作用的前提条件。比如，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认识，毛泽东和张闻天的认识差别不只是简单地在提法上少一个“民主”还是多一个“民主”，学界的研究日益突破“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大而化之的看法，深刻阐释二人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认识的差别，并与新中国的曲折历史相联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