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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绿色发展战略新思考 　　摘要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在减排力度、气候资金、技术研发和领导力上均存在缺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如果延迟，意味着2030年后减排的任务更为紧迫，代价更高，各方博弈的形势将更为尖锐复杂。因此，中国在国际上积极促进《巴黎协定》全面均衡落实和实施的同时，要利用当前减排压力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和全球能源变革与低碳发展的有利形势，立足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加快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打造先进能源和低碳技术的核心竞争力，为应对未来全球减排进程更为紧迫的形势奠定基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研究并制定中?L期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战略。外树形象和领导力，内促发展和转型，仍是中国当前从容应对全球气候治理新形势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气候变化；绿色发展；全球气候治理；战略 　　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8）07-0001-06DOI：10.12062/cpre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要“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气候变化问题作为日益显著的非传统安全威胁[1]，必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全球环境与气候变化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紧迫性日益加剧。近百年来（1909―2011年），中国陆地平均增温0.9℃～1.5℃，增温幅度高于全球水平[2]，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灾害发生的频度和振幅加剧。 　　从国际角度看，《巴黎协定》达成以来，全球气候治理出现了新的形势，不确定性有所增加[3]。从国内看，中国以可再生能源发展、碳排放权交易等为特点的低碳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应对气候变化各项政策行动顺利实施[4-5]。国内低碳发展的外溢效应日趋明显，中国正逐步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引领者的方向发展[6]。在国际气候制度继续发展进程中，中国有能力更加主动，特别在科学研究方面[7]提出新思路，探索新问题，实施新机制，为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智慧。 　　1目前全球气候治理形势分析 　　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达成的《巴黎协定》（以下简称《协定》）确立了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机制，开启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新阶段[8]。但是，2017年6月美国宣布退出《协定》使得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加剧了在减排、资金、技术和领导力等方面的“缺口”。 　　1.1减排缺口 　　目前共有170个缔约方都已经提出了包含减缓目标或行动的国家自主贡献（NDC）方案。研究表明即使这些方案全面实施，到2100年，全球气温升幅仍将达到2.7℃～3.1℃[9]，无法满足协定确定的2℃温升目标；如果进一步实施1.5℃温控目标，那么全球排放在2050年左右就必须达到近零排放，比2℃温控目标提前10～20 a。如果特朗普的气候政策[10]持续8年，则2016―2024年美国的CO2累积排放量将比NDC情景高34亿t，年均增加4亿t左右[11]。就全球排放而言，Sanderson和knutti[12]认为如果特朗普能源环境政策切实实施并带来恶劣国际影响，即其他国家也因此放弃已有的政策设想或行动，到21世纪末全球累积CO2排放量将比2℃温控目标所对应的排放空间多3 500亿t，相当于额外增温0.25℃。如果美国退出《协定》的影响延续到2030年，可能使原有减排差距进一步扩大8.8%～13.4%[13]。因此，美国退出《协定》的决定将压缩其他国家的排放空间，增加其他国家的碳减排负担，进一步加大实现《协定》目标的难度。而作为目前的排放大国，中国将承受更多的减排压力。 　　1.2资金缺口 　　《协定》第九条第一款明确提出，“发达国家缔约方应为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减缓和适应两方面提供资金”。为实现全球目标，无论是减缓和适应行动，都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大气候供资规模。发展中国家有效实施NDC需要发达国家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研究表明，为实现全球2℃目标，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3 000～10 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14]。根据历史排放量等指标核算，美国应是最大的资金来源国，但由于美国退出《协定》后终止履行了出资义务，也会影响其他发达国家出资的意愿和力度，使《巴黎协定》下到2025年前发达国家每年负责筹集1 000亿美元资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难以实现，将使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及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损失面临更大困难。目前虽然有全球环境基金（GEF）、绿色气候基金（GCF）等融资机制，但资金规模有限，延缓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行动。中国一方面要督促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另一方面要突出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