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金融新秩序.docVIP

G20的金融新秩序 　　当二十国集团(G20)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们在韩国庆州结束为期两天的“连夜讨论”和“艰苦争取”时,他们得到了来自世界舆论的赞誉。 　　在这次旨为在G20韩国首尔峰会作准备的双部长级会议上,他们最终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达成“历史性”协议。 　　尽管协议并不能一扫笼罩在G20上空的所有阴霾,其中就包括四处弥漫的“货币战争”的硝烟。但无论如何,这次会议仍然表明,在各种新旧力量的推动下,国际金融改革的步伐没有停止,国际金融治理的“G7(七国集团)时代”确实在逐渐远去,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秩序正在渐进的形成之中。 　　 　　新兴经济体走到舞台中央 　　 　　根据庆州会议达成的协议,在IMF的24个董事会席位中拥有八个席位的欧盟国家,同意让出两席给发展中国家;而且欧洲国家还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6%以上的投票权,这比一年前商定的转移份额增加了1个百分点。 　　作为新兴国家集中代表的金砖四国因此会集体晋升为IMF十大股东行列:其中,中国的份额由第6位上升至第3位;印度由第11位上升至第8位;俄罗斯和巴西也有2-3个位次的提升,分别排在第9和第10。全体新兴经济体持有的IMF份额将因此升至42.29%,正逐渐逼近传统发达国家。 　　这是对IMF投票结构的一次实质性的改革,它意味着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这个最核心机构,正在逐渐适应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而这将有利于已近声名狼藉的IMF增强合法性。之前,人们并未预料到IMF的改革问题会提前在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尘埃落定,这无疑为即将举行的首尔峰会增添了一丝乐观的基调。 　　IMF是二战后美国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产物,美国紧紧抓住当时的国际环境所给予它的“第三次机遇”,建立了由其主导的、后来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其中新成立的IMF成为该体系最核心的监管机构。 　　20世纪70年代,美国有感自身实力的衰落,亲手摧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金融体系重新开始动荡不安。G7孕育而生,承担起协商国际汇率的职责。而IMF的主要使命则由先前的监管汇率演变成为对危机国提供有条件的金融援助,并在一定程度成为G7打压新兴国家、操控国际金融治理的工具。 　　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富国“俱乐部”,“G7”从总体上看不能算作一种成功的国际金融治理模式。由于G7及其控制下的IMF长期排斥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其治理乏力开始频繁表现出来。 　　1975年之后的的30多年时间里,国际金融体系动荡不安,先后发生了拉美债务危机、英镑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等的地区性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促成国际社会产生了改革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特别是IMF的“第一波”浪潮;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则彻底宣告了G7的失灵,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向“G20时代”过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IMF的大规模、实质性改革被迅速提上关键性的议事日程。 　　尽管已经举行的四次G20峰会还没有从根本上搭建起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秩序,但它体现出了传统大国与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联合共治的新模式。而庆州会议所达成的IMF改革协议,更是标志着一个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国际金融治理新时代的到来。二战结束以来,新兴国家的第一次站到了国际金融舞台的中央。 　　 　　人民币有了新目标 　　 　　公允地来说,这次IMF份额权的改革也不完全只是新兴国家推动的产物,美国也从中帮了“大忙”。美国一直认为欧洲占据的席位过多,对欧洲施加了很大压力,促使欧盟做出让步。 　　中国被认为是IMF此次改革的最大赢家,其投票份额从3.65%上升至6.19%,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跃升为第三大股东。而最近的一次与涉及中国的份额调整还是在2006年,当时中国份额从2.98%增加到3.72%。 　　增加在IMF的投票份额,既是中国金融外交所获得重大胜利,也是中国在迈向金融大国的道路上所必须迈开的关键一步。当下的国际金融秩序正面临着一个整体性重塑的过程,期间伴随着各种新旧国际力量的激烈角逐,其中包括IMF的份额权之争。 　　中国逐渐实现从贸易大国向金融大国的转变,将是继欧元诞生之后发生在本世纪里最重大的国际金融事件。在金融崛起过程中,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冲击传统金融大国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未来中国和美国更加重要的竞争将可能在金融领域展开,因为金融崛起将比贸易和生产崛起更加触动美国的根本利益。 　　G20是中国实现金融崛起可以利用的最佳制度平台,因为该组织中有大量和中国志同道合的朋友,它们和中国一样反对发达国家垄断国际金融事务,并积极在既有的格局下争取更多的权利,这有助于克服中国单方面崛起所容易造成的国际孤立。 　　中国要抓住本次金融危机后国际权力结构调整的机遇,积极推动G20在国际金融治理中更加实质性的角色,并通过在G20平台上的合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