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低碳城市诞生.docVIP

一座低碳城市的诞生 　　“绿”还是“富”在中国似乎永远是单项选择题，河北保定的答案却与众不同。 　　 　　想必这样的景象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公交车、机动三轮车和私家车挤在一起，拉客的司机和小商小贩穿梭于早已不存在的绿化带中，提着大包小包的人流在汽车尾气中找不着方向，远处的红色横幅上打着“建设卫生文明城市”的口号…… 　　在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小城市，这一切都毫不奇怪。但倘若你此行的目的地是一个以“低碳城市”闻名的地方，这多少会让人感慨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在绝大多数民众印象里，低碳城市似乎总带着些北欧风情，空气新鲜，小城静谧，满眼绿色，一幅生态环保的景象，就连中国诸多城市市长也不例外(在一项针对中国20个城市市长的调查中，有66.67％的市长认为丹麦是“国内外最成功的低碳城市模式”)。 　　现在，或许是打破传统观念的时候了，上述景象正发生因“低碳城市”而声名鹊起的河北保定市。早在2008年，保定就被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住建部选为“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的首批试点，并成为中国第一个提出了自己的碳减排目标的城市。而其最早的低碳行为更可追溯到2006年。在今年的低碳城市建设浪潮中，约有80个城市正在或者打算申请“低碳城市”试点。自然地，保定这个先行者正成为众多跟随者频频参观考察的对象。 　　相对于与保定同时被作为试点的上海，保定更能代表绝大多数中国城市的现状：它们都处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并且这一城市化进程的水平将从2007年底的44.9％增长到2050年的70％至75％)；都面临着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和人口社会的多种压力；在全球化的低碳环保潮流下，都不可避免的也被卷入其中，在自身的城市化尚未完成时就不得不开始“低碳城市”的建设――尽管外界担心这可能会流于形式，但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就开始注重低碳概念，要比发达国家对已成型的城市进行改造更值得鼓励。 　　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版”的低碳城市注定不能像“北欧版”的那样完美，也注定了先行者在没有国外效仿对象的情况下，需要独立演绎自己的低碳故事，这要比“北欧版”更具参考价值。 　　 　　低碳制造器 　　 　　保定没有一个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曾是所有保定人的共识。 　　距离北京140多公里、距离天津150公里的地理位置并未给这个城市带来多大好处：人才、资金都被这两大经济体吸去，在必要时还必须顾全大局(奥运期间这个城市奉命关闭了3000多家企业)，加上自身没有煤炭、铁矿等资源作为经济支撑。在这个人口数量高达1150万的古老城市面前，为政者该如何是好? 　　“毗邻京津，我们不能发展对环境有影响的产业，又不能不发展，这让保定市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保定市发改委主任郝国赤告诉《环球企业家》。 　　前保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马学禄是这个十字路口的最初选择者。马在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的位置上做了8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保定是如何成为全国首个低碳城市样本的。 　　熟悉马学禄的人都知道，只要一谈到有关能源、低碳的话题，马往往一讲就是多半个小时，即使听众是那些已经多次见识过他的雄辩的人也不例外。但正是马学禄对低碳经济的异常执着，让其成为保定低碳城市建设的最大幕后推手。保定有些“剑走偏锋”的低碳之路，皆因马学禄而来。 　　1997年，准备做太阳能光伏项目的英利集团创始人苗连生找到时任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的马学禄，希望高新区支持他要上马的光伏电池项目，苗、马二人进行了一次有关新能源的长谈。早在1970年代，马学禄就是《世界发明》、《国外科技动态》等少数可以了解外界期刊的忠实读者，良好的视野让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产业。马学禄向《环球企业家》回忆，那次谈话完成了他对新能源的最初启蒙。但没过多久，马就被调离高新区。 　　彼时的保定高新区在全国50多个高新区中排名倒数三位，2000年夏天科技部终于对保定进行了“黄牌警告”，原因是“发展速度太慢，且没有明确的发展思路”。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学禄又临危受命重新被调回高新区主持工作，面对着屹立着近10个“半拉子工程”的高新区，马学禄用了“百废待兴”四个字来形容。 　　他想到了新能源产业。此时，苗连生在1997年获得了开发区60万资金支持后，已成功申请到国内首个3兆瓦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及应用系统项目的示范工程，马学禄于是把其中一个占地50亩的“半拉子建筑”划给了苗连生作为厂房，将英利送上了快速跑道。 　　在新能源还没有被大众所认可的2005年前后，马学禄凭借基于传统能源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的研究判断，开始撰写一系列有关能源问题的文章，推动开发区集中发展新能源。这在2006年因推动新能源得力而被称为中国首个“新能源市长”的于群到任前，马学禄对新能源的执着都显得有些“另类”。 　　“谁都不支持，没有人看好”，马学禄这样向《环球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