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简考.docVIP

中国的同性恋简考 　　摘要：同性恋在中国自古有之。而在今天，在西方文化渗透的影响下，这种人际交往的特异形式日益浮现于社会。同性恋行为稍有不慎，其负面作用对家庭、对社会危害很大。当今迷恋同性恋的人却呈上升趋势，究其缘由则是多重的。我们应在全社会强化正面宣传、教育，对同性恋者则应以诱导取代歧视。从而构建开放、文明、和谐的社会交往方式。 　　关键词：同性恋；负面效应；时尚潮流；社会援助；心理咨询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9)05-071-02 　　作者：吴?h，孝感学院教育系应用心理专业学生；湖北，孝感，432000 　　 　　同性恋这一人际交往的特别形式，在当今中国社会日益浮现。每当谈起同性恋，人们往往认为那是一种“西方病”，是伴随改革开放、西方文化渗入而来的“进口货”，对其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其实，同性恋在中国不仅有其历史渊源可考，并为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所默许。本文将对此做些考析，兼就现实问题做出刍议。 　　 　　一、中国史料有关同性恋的记叙简摘 　　 　　中国最早有关同性恋的传说始于黄帝。清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杂说称娈童始于黄帝。”而据考证，在商代有“比顽童”、“美女破居”等说法。更有龙阳君为魏王“拂枕席”，弥子瑕与卫灵公“分桃而食”，汉哀帝为董贤断袖等历史故事的记载。据潘光旦考证，“前汉一代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个把同性恋对象”，如邓通依借汉文帝的宠信富比王侯，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因“色”获益最多的男人。据史料可知，在汉以前这种现象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晋南北朝，这种现象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男子在那时也开始讲究姿容。 　　史料虽然对唐朝与五代十国有关同性恋记载甚少，但宋史上曾有宋徽宗为遏制同性恋风气的发展，立法告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可知当时男娟的鼎盛。元代男色渐衰，到了明代却又盛极一时，上至皇帝下至官僚、儒生，史书中均有记载。清代的形式较明代并不逊色，因明清两代法律禁止官吏嫖妓，这使他们不得不寻找“替代出路”。因达官贵人多到相公堂子(清代中后期北京演剧业的组织)寻欢，以至有人将“相公堂子”视为男娼馆。 　　在中国历史上，同性恋常被用“龙阳”、“断袖”、“相公”等词汇暗指。除此之外历史上还有许多小说都有对同性恋的描写，如《红楼梦》、《金瓶梅》等，其中《品花宝鉴》一书更是以描写梨园界的同性恋为主题。可见同性恋在中国是自古有之，史料记述颇丰，并为历代有关才子佳人的词曲、秘籍津津乐道。 　　在中国最早关注和干预同性恋始于1740年，乾隆承袭雍正加强礼教的精神，出台了中国第一部反鸡奸法令，被视为同性恋行为赋予刑事化的开始。孙中山推翻清朝的统治后，也颁布法令取缔北京、天津、济南等地的“象姑院”，在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中将同性恋以“妨害风化罪”论处。 　　 　　二、新中国建立后的演化 　　 　　1949年建国之前，中国一度被看做世界同性恋的最后一个乐园(同性恋解放运动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但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这“最后的乐园”进入“冰冻期”。在五十年代，国家对同性恋会处以二十年以上的重刑。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60条关于“流氓罪”则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其他流氓活动”就包括鸡奸行为。老百姓在那时并不太懂得什么是“同性恋”，只是笼统的认为这比流氓还坏。而国家既然有禁止同性恋的法律法规，同性恋者也就在无奈中隐蔽的相处下去。直到1997年中国新刑法的颁布标志着“流氓罪”的废除，中国的同性恋者才免于受追诉。 　　每当论及同性恋问题，社会界、法学界比较普遍认为，同性恋乃是西方社会物质高度文明产生的“社会病、社会毒瘤、文明垃圾”，很多文章把它与空气污染、生物灭绝、甚至凶杀、吸毒、艾滋病等相提并论。并强调“同性恋行为”有几大危害：1、它带来严重的精神污染；2、它破坏了家庭生活幸福和社会安定；3、同性恋行为(尤其是鸡奸和口交)是传播性病的途径之一。且认为我国同性恋极少，将同性恋列入性变态是合理、合法的。心理学界对待同性恋问题则秉承西方的疾病说和性倾向等观点，认为它是一种病态反映。 　　据2004年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中国大陆同性恋人数已超过4000万。不过尽管存在着有形的或无形的社会压迫机制，同性恋行为却并未自动清除。相反除了人数的增长，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网络成为同性恋活动、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如1999年，与同性恋有关的网站不超过10家，而今天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大约300多家。除此之外，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开放先行的大城市，正逐渐形成同性恋人群，他们不定时举行聚会或联谊等活动，也不再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