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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社会和谐基石 　　【摘要】“十六字心经”对后世影响极大，笔者从对他的释疑开始，认识到“心经”对“危微之心”的重视，是为了“执中”；而礼法“同心”才能最终实现“公正”，达到“和谐”。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解读“心经”，挖掘其“中”的原始深意，以便更好的为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服务。 　　【关键词】“十六字心经” “道”“中”“心” 和谐社会 　　 　　一、解读“十六字心经”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大禹谟》），在历史上被盛誉为“十六字心经”，其来历大致如此：帝尧在禅位给舜时告诫他“允执厥中”，帝舜在禅位给禹时也如是叮咛，并在此前增加了三句话。之所以又增加三句话，原因在于舜认为心灵只有达到前三句境界，行为才能“中”。据考古学家及训诂学家考证：中，以□象四方，以?O界其中央；最早的“中”是氏族社会中的徽帜，古有大事则建“中”以集众；“中”也是古战场王公将帅用以指挥作战的旗鼓合体物之象形。古人立“中”位而号令指挥，为的是众人共同生存的公益，因此其所在的“中”位就代表着“公正”。其实，《尚书》尚“中”的思想比比皆是；《中庸》也主张“执两用中”，其“中”都代表“公正、中立”，即要统治者拥有公正之德、保持中间立场。“允执厥中”就是“保证行为公正”之意，关于此句的理解基本无异议。 　　那么，心灵应处于怎样的境界才能“确保行为公正”？对这一点的看法歧义较大，其中争议的关键是对“危”的理解。以朱熹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危”是“危险”、“变动不居”、“不安全”之意，笔者在查阅了一些文献后，认为“危”应解释为“警惧”、“谨慎”之意。理由如下： 　　其一，从经济与文化间关系来看。“十六字心经”形成于尧舜禹时代，也就是孔子认可的“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运》），私有制还未产生，人没有私心可言，也就不存在“人心险恶”的说法。只有到了后世，人各亲其亲，私心胜于公心，私有制产生，才会有“人心险恶”一说，也才会从思想文化上有所表现。朱熹等人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其根本原因正基于此。其二，从文本考据看。“十六字心经”最早见于《尚书》，而《尚书》反映的时代，也就是西周及之前，还没有见于文字的“人性”讨论，更遑论“人性”的属性了。若“危”解为“危险”，则意味着“人心是危险的”，也就隐含着人性是危险的、恶的判断。实际上时人认为：惟民生厚，因物有迁（《君陈》），则意味着人性本善。所以包括孔子在内的多数古代思想家倾向于“人性”本善。何况，若古人认为人心是危险的，人性是恶的，则当行为人触犯刑律应受罚时，就可直接推断行为人用心不良，大可不必区分行为人动机的善恶及主观状态的故意或过失；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详见后文。其三，从传统主流文化看。古人一直推崇这种“谨慎小心”、“警惧”的文化传统，如“君子乾乾夕惕，若厉，无疚”，“或跃在渊，无疚”等，就是要人早晚保持小心谨慎、如临深渊的状态。孔子也曾批评子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不足取，认为只有“临事而惧”方可成就大业。总之，君子应该“戒慎乎其所不闻，恐惧乎其所不睹”，这种“见乎隐，显乎微”而“慎其独”的“警惧”文化传统，是与《尚书》“危微之几”思想一脉相承的。对“危微”做出明确释义的是荀子，他认为：处一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危”即解为“警惧”、“谨慎”之意。 　　综上所述，这段话的大意即为：人心应该时时警惧，道心应该细致入微，心灵应该集中专一，行为才能（体察天道）确保公正。由此可见，要做到“处事公正”何其不易，先贤圣王尧舜禹尚且如此谨慎小心，时时警惧，何况吾辈后人。 　　 　　二、礼法“同心”――实现“公正”的途径 　　 　　 “十六字心经”是最早关于道、心与行的关系的阐述，对后世影响极大。能否“执中”取决于“心”对“道”的体验，所以“心”才不得不时时保持于“危微”之际，警惧外界及心灵自身，以保证行为合于“道”、“中”、“心”的作用如此重大，难怪古人不屑于专使用刑，而重视教化的功用。 　　历史是有根的，诚如“十六字心经”所要求的，为达到“公正”，礼法共同对“人心”给予了重视。当行为人不“用心”时，就会反过来依据“心”即主观状态的不同追究责任。反映到礼法上，法律对行为人主观状态进行了细致的区分。实行对故意犯、惯犯从重，过失犯、偶犯从轻处罚的刑法原则（《舜典》），刑与不刑，视其主客观恶性程度，全面审查之；从而避免了单纯依客观行为定罪的片面化，不失为“公正”之举。从《尚书》对“眚”与“非眚”、“终”与“非终”的区别（《康诰》），到汉律立法对“故意情节”-“造意”与“非造意”的区分（“造意”指犯罪前即有谋化、策动如何实施犯罪行为，即蓄谋；而“非造意”则指事先无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