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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瓷器研究中几个不容忽视问题 　　 　　编辑手记： 　　济南《首届中国民间元青花藏品研讨会》已经落幕数月，中国社科院的马文宽研究员在会上坦陈的瓷窑考古与瓷器鉴定之间关系的言论犹然在耳。他表示，瓷窑考古与瓷器鉴定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不同。瓷窑考古工作者主要是根据发掘出土的瓷器进行研究，文物鉴定者则是凭目测眼学对瓷器进行鉴定。有些瓷器鉴定家积累了多年甚至一生的经验，是鉴定界的宝贵财富，是值得人们重视的。瓷窑考古虽与瓷器鉴定有些联系，但瓷窑考古学者不一定是鉴定家。他一直强调自己是考古工作者，不懂鉴定，也不搞鉴定。 　　马先生还强调了瓷窑考古和研究与科学技术密不可分，瓷器鉴定也是如此。如唐青花瓷是否存在曾是学界所争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唐青花只不过是唐三彩中的蓝斑彩。但经常规的理化测试唐青花属于高温钙釉（石灰釉，或称钙镁碱釉）而无铅，高温一次烧成，温度在1200℃左右。唐三彩则属于低温富铅釉，釉中含铅量高达36.7-61.8%，两次烧成，釉烧温度为850-950℃。在有些情况下，钙釉与铅釉难于用肉眼识别，而测试后的数据则把两者区别得十分清楚。唐代确实生产了青花瓷。由是观之，古瓷鉴定家亦应掌握一些科技知识，两者相结合是今后文物鉴定发展的必由之路。 　　 　　学术研究永无止境，其目的在于不断探索与创新。探索与创新就需要有良好的学术氛围，要排除非学术因素。我们必须承认今天“功利主义”对学界的干扰和侵袭，浮躁情绪的蔓延导致了研究水平的下降等问题。这就要求学者间展开坦诚的学术批评与争鸣；也要求学者敢于承担风险与责任，一经发现自己研究中的不足乃至错误要勇于纠正。――笔者 　　 　　自上世纪50年代，美国陶瓷学者波普首先研究出“至正型”青花以来，中外学者对元青花研究逐渐形成热潮，至今不减。我国景德镇学者刘新园堪称其中之佼佼者。以前笔者每读到刘先生文章，深感其探讨问题之论述大体得当，颇受启迪。刘先生在《文物》2001年11期中《陶瓷考古与研究专辑》之《元文宗――图贴睦尔时代之官窑瓷器考》一文，有些考证是有水平的，如对莲池鸳鸯纹（满池娇）的考证较为深入，可见其文献之功底。但该文也有一些可待商讨之处。 　　 　　讨论一：元文宗时期是否是元官窑瓷器最辉煌的时期？ 　　 　　刘先生给元文宗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元文宗时代，显然是元官窑瓷器最富新意，浮梁磁局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 　　查《元史》，元文宗在位四年（1328年9月――1332年8月），实仅三年（1329年8月――1332年8月）。元文宗时除建奎章阁，修《经世大典》外，毫无政绩可言，死时年仅29岁。刘文中谈到元文宗于1331年7月派堵润去景德镇督陶，但行至浙江“常山以病卒”。如元文宗再选取派督陶官尚需时日，其到景德镇的时间可能已是1331年底或1332年初了。此时距文宗之死仅有半年多的时间，在如此短促的期间内不可能使景德镇青花瓷生产有巨大地变化，即使有所变化也不可能有大量产品出现。因之，元文宗时决不可能成为“元官窑瓷器最富新意，浮梁磁局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 　　刘先生断言，现藏伊朗、土耳其的元青花“绝大多数都应当是1328-1331年元文宗赠送给伊利汗的‘赐赉瓷’”。 　　查《元史》，在元文宗天历时，伊儿汗国无史节来贡；至顺时其国使臣来华者仅有4次，元文宗遣使伊儿汗国2次，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双方遣使共6次。这样元文宗与伊儿汗国间使节往来的时间是1330年3月至1332年7月。因而刘先生的“……绝大多数都应当是1328--1331年元文宗赠给伊利汗的‘赐赉瓷’”的论断与上述《元史》记载不符。 　　刘文所以得出的不妥结论是否另有所据呢？他写到“据日本学者佐口透在《十四世纪元朝与西北三王的关系》一文中揭示，仅天历三年（1330年）伊利汗派往元大都的使臣就有八次之多”。查佐口透原文并无此说。其文内列有元朝与西北三王使节来往的表格，其中没有天历三年一栏，因该年五月改元至顺元年，此年内仅列“七月丁巳，西域诸王不塞因遣使来朝贺”，仅此而已，不是八次而是一次。佐口透所列表格的资料主要来源是《元史》，因而不会有较大的错误。如果刘先生详细阅览一下该表格就会发现，元朝与伊儿汗国之间使节往来最多的不是元文宗而是泰定帝（1324--1328年）。其间伊儿汗国遣使朝贡达11次，是元文宗时的两倍多。 　　刘先生进一步断言，“现藏伊朗、土耳其的极精极美之元青花，大多数应为元文宗赏赐伊利汗的赐赉瓷，其烧造时间在公元1328年以后1335年以前”。 　　这里首先要考察一下元青花形成规模生产并大量向外输出的具体年代。据成书于1349年的《岛夷志略》所记，在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地区的99个地点中，有46个地点要以瓷器等作为“货用”。这其中有17个地点还写明是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