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多族士人圈互动与元代清和诗风.docVIP

元大都多族士人圈互动与元代清和诗风 　　内容提要　清和诗风是元代主导性诗风。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及其文学活动，是元代特有的文学史现象。而元代清和诗风的形成，与多族士人圈中各族诗人的涵化影响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以元大都为中心，考察多族士人圈的互动与诗风的关系。在频繁的文化互动之中，少数民族诗人的尚清诗风被文坛广泛接受认同；汉儒的熏陶浸染，也使得民族诗人涵醇茹和、笔触工润。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促成了诗风的新变。 　　 　　蒲宏凌《关于元诗》一文中，谈及元诗研究的开拓空间时指出：“可以从中国诗学史的角度来考察元诗的演变，……总结出元诗自身的特点”。元诗的风格体貌是什么呢?长期以来，人们把“雅正”作为元代主导性诗风。但认真研读元代诗歌、诗论，会得出一个大不相同的认识：元代主导诗风并非“雅正”，而是“清和”。 　　以“清和”还是以“雅正”概括元代诗风，是对元代诗歌价值两种不同性质的评判：以“雅正”评元诗，会认为元诗没有创新，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以“清和”评元诗，是肯定其在唐宋诗之外另标一帜，形成了既不同于唐也不同于宋的元诗特色。元代清和诗风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其中多族诗人的相互影响，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是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拟从多族士人圈的文化互动入手，探讨其对于元代诗歌风貌的影响。 　　 　　一 　　 　　论及元代诗风，应当关注诗歌创作主体的新变，那就是非汉族诗人群体的崛起。据统计，元代有作品流传至今的蒙古诗人有二十余人，色目诗人约一百人。这些非汉族诗人并非孤立于以汉族文学家为主体的文坛之外，而是通过师生、同年、同僚、文友、姻戚等为关系纽带，与汉族士子建立起了多种人际关系。多族文士在同一时空、同一文坛进行着相互关联的创作，彼此文化互动频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多族士人圈”。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活动，遍及全国各地。而最为活跃、最为集中的，首先是大都，其次是江南。由于篇幅所限，我们选取元大都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加以考察，来探讨多族诗人之间，当然主要是汉族与非汉族诗人之间的彼此交往、相互浸润对元代清和诗风形成的影响。 　　元前期，蒙元统治者西征南伐，重匠轻儒，未暇文事。随着元政权的稳固，越来越多的蒙古、色目人息马论道，被汉文化深深吸引。延祜二年(1315)开科取士后，如清人顾嗣立所言：“自科举之兴，诸部子弟，类多感励奋发，以读书稽古为事”。隋唐以来，科举制度下的座主与同年是士人社会政治网络的核心部分。如宋人所说，座主与门生之间“扬揄品目，至于终身；敦尚恩纪，子孙不替”。而同年之间“其情爱相视如兄弟，以至子孙累代莫不为呢比，进相援为显荣，退相累为黜辱”。科举考试，改变了很多蒙古、色目人的人生道路、文化取向，也形成了稳定的师生、同年关系，扩大了多族士人圈的人员范围与民族构成。 　　元代科举考试官于“有德望文学常选官内选差”，以汉族为大多数，但也不乏非汉族官员。蒙古人阿鲁威、燕赤、定住，色目人赵世延、马祖常、斡玉伦徒、余阙，在元代被视为“汉人”的女真人孛术鲁?、北魏拓跋氏后裔元明善都当过考试官。而所取进士则是维持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大族群均衡的原则。元代科举，少数民族进士的比例和数量都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且多族座主及同年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天历三年(1330)，于泰定元年(1324)中举的进士拜谒座主蔡文渊，多族士人“酒肴简洁，谈咏孔洽，探策赋诗”。据萧启庆先生统计：“参与者十四人中，右榜五人，其中雅琥、纳臣为色目人。其他三人族属皆不可考，应为蒙古或色目人。”该科多族进士还在京一同悼念过座师王结。后至元三年(1337)，于泰定四年(1327)中举的进士集会大都南城。蒙古人笃列图，色目人俣善著、观音奴参加。会上每人赋诗二首，黄清老作诗道：“曾记南城五尺天，重来携手宴同年”。可见京师同年间关系之融洽。 　　后至元三年的集会，被誉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的诗人萨都刺不在京师，没有参加。萨都刺，字天锡，他的族属问题争议较大，以持回回人者居多。萨都剌也为泰定四年科进士，以科举为机缘，和座主虞集以及多族同年保持着友好往来。元末大诗人杨维桢也在此科中举，杨、萨二人惺惺相惜，经常交流切磋。萨都剌中举后，候补留京至次年(天历元年)，期间与杨维桢唱和“宫词”，萨氏《忆驾观春搜》自序中有所记载。杨维桢亦称：“宫词，诗家之大香奁也，不许村学究语。……天历间，余同年萨天锡善为宫词，且索余和什，通和二十章，今存十二章。”(《宫词十二首序》)在元代，诗文大家几乎都写过宫词，而这种题材的盛行与诗艺的提升，看来是与多族士人的学习交往密不可分的。 　　萨都刺笃于友道，当其同年进士李质(号竹操)亡故之时，“萨都刺君长闽海宪幕，奔往哭之”。捐资下葬，“护其幼子扶柩以归”。还作了挽诗《哭同年进士李竹操经历》，诗中“送君螺水上，呜咽泪沾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