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利用城管监察之职查扣车辆收取停车返还款行为如何处理.docVIP

也谈利用城管监察之职查扣车辆收取停车返还款的行为如何处理 　　一、基本案情 　　 　　2003年9月至2006年5月。北京市某区城管监察大队直属队在查扣过往货运车辆有无准运证及流体货物是否有遗撒等问题过程中，该队队长洪某将暂扣的违章车辆存放于当时尚未取得经营资质的王某(另案处理)经营的停车场内(2004年1月取得营业执照)。在选择停车场的问题上，城管监察大队要求“就近、有资质”。此外，洪某每次在直属队上路查车前均电话通知王某派司机到查扣现场将被扣车辆开回停车场。在查扣违章车辆的执法过程中，王某停车场的司机一起参与拦车，要求被处罚人下车接受检查，时常与被处罚人发生争执甚至冲突，在涉案期间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洪某明知王某等人违反国家规定，向司机收取高达200元甚至300元的停车费，仍继续将查扣的车辆停放在该停车场内。自2003年9月至2006年5月，洪某收取王某停车场约50％的停车费返还款，共计38950元。洪某将返还款交由直属队内勤人员统一保管，主要用于直属队加班、餐费等开支。 　　对此案中洪某行为的定性，陈兴良教授认为不构成犯罪，韩玉胜教授认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孙春雨主任认为构成强迫交易罪。笔者认为三人的结论都值得商榷。 　　 　　二、对陈兴良教授、韩玉胜教授、孙春雨主任三人观点的粗浅评论 　　 　　韩玉胜教授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笔者认为值得商榷。笔者认为王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理由是：敲诈勒索罪是以暴力、威胁或要挟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出于恐惧心理而交付财物。但是，在本案中，王某停车场的司机并非采取暴力、威胁或要挟的方式迫使违章司机将车辆停放于停车场，而是以参与执法的方式迫使司机将车辆停放于指定的停车场，所以，迫使违章司机就范的是王某假借的公权力，违章司机是基于对行政权力的服从而无奈地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停车场，并按照要求缴纳高额停车费。因此，王某的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对此，陈兴良教授提出以有因和无因来区分是否构成侵财犯罪的观点，笔者认为颇有价值，也让笔者很受启发。但是。这种观点也不可绝对，也就是说，不能一概以有因和无因来界定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因为即使是有因的行为，也就是陈教授指的行使权利的行为。也仍然可能构成侵财犯罪。比如陈教授举例说到的吃到苍蝇的例子，并非只要是真的吃到了苍蝇，无论如何威胁或要挟都不构成犯罪，关键看行为人是否以侵害对方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的方式相要挟，如提出不给钱就砸了饭店等，这种情况下虽然是有因的，但行为人行使权利的手段触犯了刑法，也仍然构成敲诈勒索罪。再比如，陈教授例举的买到带有塑料绳的雪糕的例子，这个案例中行为人虽然提出5万元的索赔额，但其只是说如果不给钱就将此事向媒体曝光，这个要钱的手段是正当行使权利，不是以侵害对方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的方式相威胁、要挟，当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但是，如果行为人提出如果不给钱就砸掉雪糕店，或者把雪糕店门面抹黑，或者到处散发传单恶意中伤雪糕店声誉，如果是这样的要挟、威胁，即使存在有因，也仍然构成敲诈勒索罪。 　　孙春雨主任提出的王某行为构成单位强迫交易罪的观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敲诈勒索罪与强迫交易罪的区别，不在于暴力、胁迫程度上的高低，否则，如果以此作为区分此二罪的标准，则操作上非常困难，等于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对此，笔者认为陈兴良教授提出的有因和无因的观点可以作为区分此二罪的一个明确标准。即看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如果不存在交易，或者仅以交易为名行敲诈之实，则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如果确实存在真实的交易，但是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强迫对方交易，则可能构成强迫交易罪，这是一个明确的标准。本案中，王某停车场的司机之所以能够让违章司机就范，是因为得到了洪某的授权，并参与执法拦车，是以公权力强迫违章司机交易，因此，并不符合强迫交易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对于本案中洪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陈兴良教授和孙春雨主任均认为洪某的行为客观上不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况。对此，笔者完全赞同韩玉胜教授的观点，即洪某的行为滥用职权是明显的，如指定违章车辆停放于没有资质的停车场，以及授权停车场的司机参与执法等行为，均是滥用职权。但是，韩玉胜教授提出的本案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一观点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对此，笔者非常赞同陈兴良教授的观点，即对《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应当加以严格限制解释，不宜扩大适用。如果凡是引起多名当事人不满的，就认为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那么几乎所有的滥用职权案件都可以认定犯罪，因为既然是滥用职权，必然引起当事人的不满。所以，一般来说，只有滥用职权行为经媒体披露后，广为人知，引起社会公愤或强烈的舆论谴责，方可认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况且，本案中受处罚的违章司机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