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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新中国的贡献 　　我们通常都会认为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对于新中国最为瞩目的贡献，应当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其实，它开始的更早。 　　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周大鸣在评价中国人类学家对于祖国的贡献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人类学家来说，最主要的不是建立一门学派齐全、体系完善的人类学，而是如何应用西方人类学的知识去剖析中国愚昧落后的根源，提出变革社会、强国富民的方案。这一神圣使命使学者们不畏艰险，深入社会底层和少数民族地区，以一种投入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如30年代前后，中山大学杨成志等人到川滇彝族、海南岛黎族、广西瑶族调查等。这些调查详尽、真实地反映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风貌，弥补了其他学科在认识中国上的不足。30年代中期费孝通以乡村作为微观研究的样本，透过乡村看中国，为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和发展乡村工业提出了一些理论和设想。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延安专门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会。研究会先后开展了对回族、蒙古族问题的研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即使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类学者们仍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人类学的应用问题发表了许多见解，以期解决日趋尖锐的边疆民族问题。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家就把强国富民作为己任。新中国成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