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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刑事诉讼证人作证难问题若干思考 　　证人证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又是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最为普遍的证据之一。证人依法如实作证，对于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顺利进行诉讼、维护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证人作证难一直是近年来困扰刑事诉讼的一个突出问题，亟待寻求解决方策。 　　 　　一、当前证人作证难问题的主要表现 　　 　　(一)证人拒证，即在刑事诉讼中，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言的行为，表现为拒绝履行法定义务的不作为。在一般刑事案件中存在证人拒证现象，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查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及时、全面地收集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人证言，对突破案件，揭露、证实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无疑非常重要，由此，证人证言成为此类案件中运用的最为广泛、最为普遍的一种证据。但在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证人拒绝作证的现象屡有发生，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如河南省新安县检察院一项调查表明，2004年至2008年，该院在侦查职务犯罪案件工作中，先后到285家非公有制企业调查取证，有182家以种种借口消极对待、不予配合，比例达到63.9%。 　　(二)证人翻证，即在案件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作出陈述后又推翻其全部或部分陈述。证人翻证，总体来说有两类，一是对犯罪事实的翻证，主要是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上对以前的陈述予以否认，另一类是对取证程序的合法性进行翻证，主要表现是诬赖侦查人员有逼证行为。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特别是贿赂犯罪案件中，由犯罪的隐秘性所决定，司法机关能够获取的直接犯罪证据相对较少，证人证言往往成为决定案件性质和成败的关键证据，一旦证人翻证，对案件的办理影响很大。少数案件最终不能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或侦查认定的事实、数额未能在起诉、审判环节认定，都与证人翻证有关。 　　(三)证人不出庭作证，即在刑事审判活动中，证人特别是重要证人不出席法庭作证，不接受询问和质证。在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非常普遍。据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全国各级法院刑事案件审判中证人不出庭率一直在90%以上。［１］可以讲，证人不出庭作证，是证人作证难问题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也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且影响某些案件的程序正当及实体公正的老大难问题。 　　 (四)证人作伪证，即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对案件事实和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证人作伪证，不仅无助于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而且还会误导司法工作人员，严重影响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 　　 　　二、产生证人作证难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证人保护制度不健全，证人不敢作证。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这样的程序性规定过于原则，没有具体的保障措施，没有专职的保护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事前预防性保护以及在财产方面的保护没有具体的规定，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宣言式保护的层面，预防功能较差，不能为证人提供有效的同步保护，因此导致证人不愿冒险作证。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因作证而受到打击和报复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贵州人肖敬明在浙江宁波为一起刑事案件作证后，屡遭报复，不得不东躲西藏，举家流亡。［2］再如因举报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而遭受打击报复的郭光允，因举报河南省平顶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而家破人亡的吕净一等。据报道，近几年来全国每年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达1200件。［3］同时，由于一些案件查处不及时或处理结果偏轻，也在很大程度上挫伤证人作证的积极性，使其他证人更加不敢、不愿作证。我国曾有学者对证人拒证心理进行了分析，认为“证人为怕受到威胁和人身报复，为安全考虑而不愿作证的占到78.3%。”［4］“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我决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啊！”肖敬明面对媒体采访时就发出如此感慨。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二)受传统文化影响，证人不愿作证 　　比如，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意识、中庸之道、隐忍退让等因素造成的“厌讼”“厌证”心态，一直是许多证人不愿介入诉讼的惯性思维；“和合文化”为底蕴的社会伦理要求人们以和为贵、息事宁人，祈求相安无事，进而在诉讼活动中形成拒证以求互不得罪、明哲保身的普遍心理。同时，我国是一个讲究人情的社会，在社会交往中，人际关系、人情无疑占有较重的分量。犯罪案件中的证人，许多情况下都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尤其是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证人与犯罪嫌疑人更多的是亲友、同事或熟人关系，有的与案件本身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