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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性研究 　　 摘要： 　　必然性与偶然性是从本质因素和非本质因素的方面来反映事物间不同类型联系的一对哲学。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本文拟以犬戎灭西周对秦的影响为例试析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整个西周时期，秦人生活于西方边陲，以游牧渔猎为生，发展远远落后于东方诸国，被视为“蛮夷之帮”，难以融入“中国文化圈”，但是公元前771年犬戎灭西周，就使得衰微的周王室不得不求助于秦人的帮助，这样，秦人参与护送平王东迁，成为“勤王之师”，地位提高，同时也揭开了秦人发展的序章，为秦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军事能力的增强、经济发展、文化的进步提供了机会。 　　 　　关键词：西周；犬戎；秦人 　　 　　收稿日期：2011-12-11 　　作者简介：葛明岩（1982-），女，山东烟台人，山东工商学院社科部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事物、任何关系、任何过程都具有必然和偶然的双重属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区别是相对的。从特定层次、特定关系上来看是由非本质的因素产生的偶然联系，从另一种层次、另一种关系上看可能是由本质因素所决定的必然联系。反之亦然。在一定条件下，非本质的因素由于自身的积累和条件的改变会转化为本质的因素，由这种因素所决定的不确定的、偶然的联系就转变为必然的联系；本质的因素也会因自身的演化和条件的改变不再有根本性的意义，由这种因素所决定的确定的、必然的联系就转变为偶然的东西。正确认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对于科学研究和人们的实践活动都有重要的意义。在秦的发展统一历程过程中，既有秦人自身的努力这一必然性因素，同时也有诸如犬戎灭西周这一外部因素的影响。 　　秦在西周时被视为“蛮夷之帮”，春秋初期建国，但是经过短短百年的发展，到战国末叶，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一举荡平东方六国，统一天下。其间缘由固然众多，但中国历史历来讲求“天人合一”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笔者认为，公元前781年犬戎灭西周，就为秦人提供了“天时”，使秦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提高，为秦的强大打下了基础，在秦的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秦人政治环境得到改善，政治地位提高 　　西周时，秦人地位低下。当西周建国后，秦人作为战败者被放逐，不久又因参与武庚叛乱，而被赶到了更为偏远的西方边陲,与戎狄为伍，几乎完全割断了与东方诸国的关系。直到周孝王时，秦人首领非子才因“好马及畜”、“马大蕃息”[1](P.267)，而被封为“附庸”，地位有了稍微的提高，不过仍然受到诸国轻视。而要实现政权的强大无非有两张方式，一是通过自身改革，一是通过武力抢夺外部资源。不过这对于当时的秦来说都不现实。一方面，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秦人难于发展农业，也不具备吸引东方人才的环境，因而要通过内部自觉的改革来增强实力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此外，秦人参与武庚叛乱失败后，非常服从西周王室的统治，因此就不能像戎狄那样通过不断骚扰中原地区而抢取大量物资、劳动力，以及占领东方肥沃的土地，从而扩张势力。可见当时的秦人难以有实力和机遇走出西方边陲。但是，公元前781年，犬戎进犯西周王室则为秦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西周末叶，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已经名存实亡，烽火戏诸侯事件发生以后，周幽王更变成了孤家寡人，失去了诸侯的扶持。因此，平王东迁时除了得到晋国护送外，其他大诸侯国均未参与。在此情况下，周平王不得不求助于秦与郑。这样秦即可以名正言顺的挥师东进，开始渗入政权的高层，秦人对于周而言也不再是与戎狄杂居的“蛮夷之帮”，而是有作战能力且可为己所用的一支军事力量了，秦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为了进一步笼络秦人，周平王正式封秦襄公为诸侯，这样秦由“附庸”一跃成为周王钦定的诸侯国，政治地位明显提高。且周王的许诺，即为秦占据岐以西之地提供了合理的理由与保证，使秦可以“尊王攘夷”为旗号，拓展地盘而不必担心违背礼乐制度或引起其他诸侯国的不满而背负受敌，因此在得到封赐后不久，秦襄公便率领族人全力与戎狄作战，成为“勤王”的一支中坚力量。可见，对西周来说的一场浩劫却为秦势力东进、参与王室事务提供了机会，使秦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成为与齐、晋地位平等的诸侯，其实力亦让东方诸国侧目。《国语#8226;郑语》记载，司徒郑桓公问史伯说：“姜，赢其孰兴？”史伯对曰：“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赢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 史伯将秦与齐并论便是很好的例证。 　　二、检验、锻炼了秦的军事力量，提高了秦兵的作战能力 　　秦襄公虽然封为诸侯，但要真正获得岐以西的土地，就必须首先驱逐戎狄的势力，才有可能建国。西周时期，秦人与戎族杂居，生存环境严峻，因此“休习战备，高上力气，以射猎为先”，形成了尚武的传统。且由于长期生活于草原，以游牧为生，故而秦人多牛马和车。秦人既有尚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