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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名家高剑父 　　中国绘画在20世纪的热闹与复杂的程度，可以说不亚于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传统与创新、中学与西学、个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等话题，渗透到中国绘画的各个角落。特别是在中国的南方，以主张“折衷”、 “融会”为主旨的岭南画派，从全新的角度推动了中国绘画的发展。作为岭南画派的代表画家，高剑父致力于借鉴和吸收新的视觉表现方式，其绘画新风格，尽管在甫入世人视野的时候，曾经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某些偏见，但是，高剑父为此做出的诸多努力，最终得到了历史的认可。1934年，刘海粟在为德国柏林举办的“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而撰写《中国画之特点及各派之源流》的文章中，专门谈到尚被称为“折衷派”的“岭南画派”。刘海粟认为： “折衷派阴阳变幻，显然逼真，更注意于写生。此派画家多产于广东，又称岭南派。陈树人、高奇峰、高剑父号称三杰。”1941年，李宝泉在《由国画谈到新国画》的文章中，把高剑父的“艺术革命”思想跟梁启超的中国新学运动相提并论。他认为， “他(高剑父)的绘画作品上因有类乎梁任公所谓，在不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外，更不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的。所以粱氏有中国新学运动，而高氏则有新中国画运动。” 　　高剑父的“新中国画运动”，开始于20世纪初年。具体地说，是在1903年游学日本之后。1879年生于广东番禺(今属广州)的高剑父，名麟，字爵庭，号剑父。兄弟六人，排行第四。早年曾随族叔学习绘画，1892年人“啸月琴馆”拜居廉为师，成为居廉晚期的重要弟子。在当时的岭南画界，居派绘画不仅风行时尚、影响广泛，而且实力雄厚、门生众多。高剑父天资聪迈，加上学习勤奋，在居廉的精心传授下，不仅熟练掌握了居氏最擅长的“撞水”、“撞粉”之法，而且还上溯至常州画派的恽南田之风，并进而继续追溯，与传统的宋元诸家遥相呼应。正因为此，高剑父在其“新中国画运动”中，始终强调中国绘画传统的根基。他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谈到： “我之艺术思想、手段，不是要打倒古人，推翻古人、消灭古人，是欲取古人之长，合古人之短。所谓师长合短，弃其不合现代的、不合理的东西。是以历史的遗传与世界现代学术台一之研究，更吸收各国古今绘画之特长，作为自己之营养，使成为自己之血肉，造成我国现代绘画之新生命。” 　　游学日本，是高剑父致力于探索“新中国画运动”的开端。从1903年开始，到上世纪20年代末，高剑父曾经多次前往日本游学考察。他除了参观日本的主要博物馆和图书馆展出的日本画之外，还在白马会和太平洋画会开办的研究所及日本美术院研究所接受了西画和日本画的基础训练。高剑父在日本期间，正值日本的明治末期(1895―1911年)和大正时期(1912年―1925年)，以西方近代美术为背景的新画风，思想观念上的理性主义、表现形式上的写实主义，可谓从根本上否定了明治以前的全部日本美术。以横山大观、菱田春草为代表的“新日本画运动”，以竹内栖凤为代表的日本画、以富冈铁斋为代表的南画、以浅井忠为代表的洋画，以及大正时期盛行的对欧洲现代主义美术思潮的引进，对高剑父的绘画变革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启发。高剑父认识到绘画的发展和创新，单靠继承传统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吸收各种有益文化因素。高剑父曾经这样谈到： “现代国画是综合的，集众长的，真美合一的，理趣兼到的，有国画的精神气韵，又有西画的科学技法。”带着这样的理念，高剑父还在1930年至1932年前往东南亚地区考察写生，先后在印度、缅甸、锡兰、锡金、不丹、尼泊尔等地参观美术院、博物院、梵宫古刹，研究和临摹了阿真达诸大山洞的2000年前的古代壁画。多次的日本之行和这次的东南亚之行，为高剑父的“折衷”、 “融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内涵。在开阔眼界的同时，高剑父致力于把中国传统绘画跟他所见到的西画、日本画、印度画等进行对比思考，为探索以“折衷”、“融会”为主旨的新派绘画奠定了基础。 　　高剑父早年投身于社会革命，他在游学日本期间，与维新派的思想家和同盟会的革命家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廖仲凯等均往来密切。1906年7月，高剑父在日本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8年，他在广州的珠江南岸设立了同盟会的革命机关。1910年，他在香港加入“支那暗杀团”。1911年，他与谢英伯从香港率队出发参加了广州光复的军事行动。作为辛亥革命的元老，高剑父于1912年还和邹鲁一起，在广州发起组织“广东女子北伐队”，并组织了“北伐军战事写真队”。同年，高剑父得到广东省政府的资助，在上海创办“审美书馆”并出版发行《真相画报》。高剑父在上海与康有为、黄宾虹、邓实互相往来，经常参加哈同花园的雅集活动。从1921年开始，高剑父主要生活在广州，并于1928年创办了“春睡画院”。该画院采取传统的师承教学方式，成为培养岭南派画家的一个重要基地，方人定、黎雄才、关山月等岭南重要画家均出师于此。高剑父从东南亚归来之后，先后于1933年受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