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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建筑双年展引出历史话题 　　 　　北京黄金地带街头北京国际建筑双年展的招贴有些不寻常。中国现代建筑成就并不眩目，主办方也并非国家级的权威机构，可是国际建筑大师来了，国内的知名建筑师也来了，地产巨头也都关注着，当然也有出资协助的。据承办展览的负责人罗丽介绍，参加展览的国家多达16个，而且多来自发达国家。在展览的八个重要论坛上，国际上风头正旺的建筑师，库哈斯、赫佐格、德梅龙、扎哈?哈迪德、斯蒂文?霍尔等都将出场，八个论坛的套票高达8000元。如此盛况，除了在今天“中国”这个词汇可以被正确地误读为“今天世界最大的建筑实验场”之外，它还在继续讲述着城市性格蜕变的历史故事。 　　以北京为例，仅1949年到1958年10月间，北京已经五次调整市界，由1949年1月的707平方公里增至16800平方公里，人口也由187万人增至658万人，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定位是“首都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的中心”。由此开始了这个历史文化名城向工业化、行政化、科研学院化和军事化的改变。1982年时，《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把北京的城市性质确定在全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在这一次的定位中被删掉;但是到90年代初公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又在城市性质上叠加了“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建设目标。所以说，北京是一个城市定位不断变化，规划一直赶不上超城市化速度的特殊城市。作为城市整体，北京已经在作为古都城市的性格上叠加了许多特质，旧城仅只是其意象的一个层面。从城市中心到五环路的广大城市空间里，城市性格变迁的历史遗迹层层叠加散布，每一次变化都有生猛的倾向。在秦佑国院长的叙述中，从100年中国现代建筑来看，无不在做建筑上的中国表达。 　　 　　20世纪现代建筑的开端 　　 　　三联生活周刊:秦院长，中国的现代建筑一直在变化，而且似乎并不总是出于建筑技术变化的理由，还有很多是文化概念的理由，比如要建设国际大都市，就向国际招标，兴建最大胆的建筑。而现在开始对一些大工程方案的修改又有一个反“殖民化”的理由。究竟怎么样才是恰当的中国现代建筑？ 　　秦佑国:说到中国的现代建筑，到底始于何年姑且不论。我们以1900年（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作为考察的起点。这一年，义和团“扶清灭洋”，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这是一个背景。1900年以后，清政府推行“新政运动”，废科举、兴学堂，旧衙门改新政府，这时北洋大学堂、清华学堂这种学堂建筑，和大理院、陆军部、资政院等政府建筑，都开始采用西洋建筑形式，也扩展到了普通民用和商业建筑。这些，我们在老照片中都能看到。另一方面，欧美教会在各地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的建筑倒是采用中国传统“大屋顶”的形式。这两种建筑的设计者都是外国建筑师。 　　最有意思的是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两个大学毗邻，由一个美国建筑师H. K.墨菲规划设计。清华大学是国立大学，是政府的，采用的是西洋古典建筑风格。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是欧美教会办的，反而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还有许多教会大学，如协和医学院、辅仁大学、金陵大学、湘雅医学院、华西医学院都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风格。 　　到20年代中期有一个变化，很多知识精英到欧美考察游历回来，像梁启超，对西洋文化和中国传统有新的理解了，当然国内政治上也有变化，在此背景下，政府和公共建筑开始也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典型的是1925年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和1927年美国建筑师Moller设计的北京图书馆。这也都是通过国际设计竞赛中选的。 　　但是，普遍的变化出现在北伐战争以后的1928～1937这十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觊觎，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情感，蒋介石本人也推崇孔孟之道，那时候的口号都是“中国本位”、“民族本位”、“中国固有之形式”。 　　1929年首都计划明文说了，“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 　　1929年征集上海市政府设计图案时有这么一段话:“建筑式样为一国文化精神所寄，故各国建筑，皆有表示其国民性之特点。近来中国建筑，侵有欧美之趋势，应力加校正，以尽提倡本国文化之责任。”这时候许多政府和公共建筑，不论中国或外国的建筑师，普遍都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如上海市政府大楼（1933，董大酉）、武汉大学（1933，开尔斯）、南京国民党党史馆（1935，杨廷宝）、南京中央博物院（1936，徐敬直）等。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中国建筑和那些教会大学、教会医院建筑的中国式在形式上是相同的？ 　　秦佑国:虽然在形式上一样，但是背景和出发点却很不相同，不宜混为一谈。在这一时期，还有两件事需要提到，一是一批在海外学习建筑的中国留学生先后回国，他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