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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水资源污染权交易思考 　　 一、污染权交易的内涵 　　 　　 1968年，美国人戴尔斯首先提出了污染权概念。其内涵是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及环境资源的拥有者，把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利像股票一样出卖给出价最高的竞买者。而污染权交易思想则是由科斯首先提出来的。科斯认为，当负外部性出现时，如果与之相关的当事人讨价还价的成本很低，他们就可以通过私人协商来纠正这种负外部性的影响。污染权交易就是科斯所谓的当事人之间协商的结果。实施污染权交易制度的主要途径是建立可转让排污许可证制度。美国在本世纪80年代制定并实施了排污交易政策，推出了可转让排污许可证制度。该项制度的实质是运用市场机制对污染物进行控制管理，把环境保护同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按照这一制度，国家通过排污许可证形式有偿地将污染权分配或拍卖给排污者，并允许排污者进入市场进行许可证买卖，这样，排污许可证自身就有了市场价格，取得该种许可证的排污者，若无须进行有关排污活动，则可以将许可证有偿转让给其他排污者，转让方丧失污染权，而受让方则由此获得污染权。因此，一些因治理污染需要成本较多的排污者可以向治理污染成本较少的排污者购买排污许可证，以增加其污染权，如果排污许可证的市场价格高于治理污染所需的成本，排污许可证所有者则会转让或出售许可证而积极治理其污染。据此，一方面，排污者最终可以得到以最少的成本保持同样环境质量的效果。另一方面，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商品属性，排污行为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可转让排污许可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排污者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以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有效地保护环境资源。以成都市府南河为例。首先由成都市政府出面，组织一批工程技术专家，由他们通过科学的测算和规划，确定可排放污水应达到的技术标准和排放量。假定府南河每年可以消化600万吨符合一定标准的污水，则将此600万吨排污权拿到市场上拍卖，凡向府南河排放污水的企业，或者来市场竞价购买“污染权利”，或者加大治污力度减少或不再排污。购得排污权者按所购数量排放，未购得者不能排放污水。在此基础上，建立“水资源污染权利”交易市场，即将污染权利作为商品投入流通，在需求者之间展开余缺调剂。 　　 　　 二、我国控制水资源污染的概况及其效率评价 　　 　　 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加。从总体上看，水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治理水污染的速度赶不上污染增加的速度，污染负荷早已超过水环境容量。 　　 1、在投入方面，国家虽痛下血本，但仍然是捉襟见肘。据统计，中国自1998年中央发行国债以来，7年累计投入了国债资金1115亿元用于水污染治理，但是治污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跟不上污染的步伐。在“十五”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建设项目中，已经建成的只占计划的32％，正在建设的占28％，还有40％的项目尚未动工。完成“十五”计划建设任务所需的资金，约有1200多亿元没有到位，占总投资的2/3。 　　 2、在效果方面，虽然取得局部的成效，但整体上却日益恶化。有研究表明，2004年全国的城市污水处理率仅为45％，在中西部地区就更低。兰州市是甘肃全省生活污水处理最好的城市，但处理率也仅为37％，60％以上的污水直接排入黄河。江西省全省城市污水处理率仅为24％，21座城市中投入运行的污水处理厂只有5个。据建设部统计，2004年全国280多座地级以上城市中，还有87座城市的污水处理率为零。另外，排污收费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排污单位治理污染的积极性，但同时也使很多工业企业违法排污或暗中偷排。客观地讲，我国现行的水资源污染治理政策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具体的思路和举措已经不适应现实需要。首先，由于采用单纯的行政管理方法，使得控制成本太高；其次，遵循的仍然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思路，在总量上无法控制；再次，传统的条块分割式管理导致“九龙治水”的局面，多头管理与无序管理并存，管理效率极其低下。因此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水资源污染问题。 　　 　　 三、水资源污染权交易的可行性分析――对几个认识误区的澄清 　　 　　 在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今天，我们必须反思这么多年来一味强调的政府行政管理的策略，转而从市场机制中寻找出路。而发达国家在污染权交易方面先验的理论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然而，关于污染权交易制度在我国水资源污染控制中的可行性，目前理论界尚有所争议。持否定意见的主要理由有三个方面：一是我国的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水资源污染权交易不具备成熟的条件；二是污水总量控制难以实现；三是交易费用过高有可能会导致水资源污染权交易市场的无效。笔者认为，这些理由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1、关于市场机制完善与否的问题。诚然，一个完善的污染权交易市场必须具有完备的监测系统、有效的控制手段和完善的法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