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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有效性研究 　　[摘要]协商民主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它作为对代议制民主的补充而显示出其理论和实践价值。这种新型的协商民主模式中国也有．但存在许多问题尚不能有效运作。而普遍信任的缺失是协商民主不能有效运作的主要原因。因此，为提升协商民主的有效性，一方面要提高协商所需要的普遍信任度，另一方面要为协商民主提供相关制度保障。 　　[关键词]协商民主；信任；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D0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5―0022―02 　　 　　一、协商民主与信任的内在联系 　　 　　协商民主理论针对竞争性民主的种种问题，主张公民参与公共决策、面对面的讨论、协商。参与者遵循公开、透明的互惠规则，以达到“通过公开、公正、自由、平等地讨论来修正自己的偏好和价值，将利益冲突转化为利益共识”。[1]这种共识的达成，相对于将民众的偏好看作是固定不变的而对之简单加以聚合的竞争性民主来说，降低了公共利益被曲解的可能性，大大提升了民主的品质。只是实践中，这种协商民主制度能否发挥这些优点，则取决于复杂的社会背景，如果缺少足够的社会土壤，那么协商制度很可能沦为形式。 　　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一直被作为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正面典范被学者们大加赞扬。然而这种协商民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尚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以及官本位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经常在开会的时候领导独自坐在桌子的一头，或者领导的桌子更高而普通人坐得低，这反映了协商成员政治地位的不平等。这种内在的不平等自然会影响公民们畅所欲言。更严重的是，“在有些情况下，政策是预先定好的，提问题的人也是事先安排好的。事先不发放材料，消化信息和参与讨论的时间不充分，听取意见也只是获取合法性的一种手段”[2]这种情况下，协商已成为权威系统的操纵行为，完全沦为一种形式；其次，协商的公民在讨论的时候，受儒家文化中庸之道的影响，在同意别人意见时态度明确，不同意别人意见时却态度暧昧，这也大大降低了协商的质量。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公民参与协商往往责任心不够，整个协商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协商结果经常忽视弱势群体的利益等，协商民主的质量因此大打折扣。 　　笔者认为，参与协商的公民之间的信任以及公民于制度的信任对协商民主的有效运作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信任不仅仅是人与人交往所形成的人际信任，更重要的是基于对人们的行为可以理性预测基础上形成的普遍信任，即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这种信任可以“补充和支持对政治冲突的协商式解决；而政治冲突的协商方法能够在个人之间以及在个人与制度之间引起信任。”[3]信任保证协商，协商孕育信任。“在社会内部和个人与政府之间存在高水平的有保证信任的地方，协商的民主更容易创立和组织”[4]。中国带有协商民主性质的民主恳谈会、民主听证会、以及建立在技术发达、网络普及基础上的便民直通车、民主论坛等等。出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公民参与能力和呼声很高的地区。因为这些地方发达的经济、普及的教育、便利的社会网络酝酿出了公民合作、宽容的公共精神、参与的热情以及乐观主义心态。“繁荣使人乐观，乐观孕育信任。”[5]，宽容、合作、参与、乐观这些品质塑造了地区公民的信任，这种信任不仅仅是人际交往中的信任而是在涉及到公共利益方面表现出的普遍信任。有了普遍信任，人们才能以一种宽容、平等的心态参与讨论，然后经由公民的广泛讨论，达成有关公共利益的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共识，协商民主得以有效运作。 　　 　　二、中国的社会信任水平现状及对有效协商的阻滞 　　 　　有效协商需要社会的普遍信任，本文所说的信任来自“社会资本”这个概念。首先将社会资本引入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是美国学者罗伯特?D?帕特南，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6]由此可见，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离开了信任成员之间将无法协调和交流，因而也无法达成协调的行动。下文将具体论述中国的社会资本现状及社会信任水平。 　　首先，中国社会的普遍信任度尚很低。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对一些国家的信任程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后，提出了‘低社会资本’国家，其中就包括中国(他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定义为一种社会资本)。”[7]福山的看法不无道理，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长达一千多年，家族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至少在现在的中国尚有广泛的影响。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的特殊信任，陌生人之间是不存在信任的。到了现代社会，市场体制和民主制度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打破了这种狭隘的范围，基于合作和共享的需要，普遍信任有所提升，但“关系”、“人情”在中国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