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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暴富”现象的成因及治理对策 　　[摘要]“权力暴富”者是借助权力掠夺和侵吞社会财富的“暴发户”，是寄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的“毒瘤”。他们既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不是改革和市场机制的促进者，必须对其进行深入治理、严厉打击。从根本上治理“权力暴富”现象，需要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健全法律法规，加大惩治力度。 　　[关键词]“权力暴富”；形成原因；治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D5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24―0035―02 　　 　　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时期新阶段，社会不公、贫富分化问题日益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特别是那些凭借权力致富的“权力暴富”现象让人深恶痛绝。不久前，一条所谓的权威部门发布的“高干子女占亿万富豪人员91％”的虚假数据在网上四处传播，引起网络媒体的恶炒，人民网记者为此专门撰写长文予以辟谣。“权力暴富”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研究现阶段收入分配关系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权力暴富”现象的成因分析 　　 　　“权力暴富”这个特殊群体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体制不完善、法规制度不健全，使一些人钻了空子而成为暴富者。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体制被打破，新的体制尚不完善，一些法规制度不健全，这就给一些腐败分子和不法商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司法权，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钻体制机制制度的漏洞以实现暴富。比如，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案。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王益于2007年3月批示国家开发银行河南分行，为郑州市提供25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但25亿元资金只用了2亿元，其他23亿元去向不明，其中王益胞弟王磊从中收取4000万元“高额财务顾问费”，用于购买太平洋证券的原始股份。200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太平洋证券登陆上交所，首日股票涨幅达到了424％，王磊的4000万元原始股份转眼间便飙升至16亿元。可以说，资本市场存在这么大的漏洞，王益们暴富也才有了机会和平台! 　　(二)官商勾结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大。少数领导干部不直接利用权力获取利益，而是采用种种迂回隐蔽的手法，让第三方(通常是亲戚朋友)斡旋牟取不正当利益，变相搞权钱交易。有的通过第三方的经营业务等方式转移公众视线，规避有关法律或规定，将非法利益合法化。有的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或者象征性出资，与利益相关人“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牟利。一些领导干部，本人不直接经营业务，而让其亲戚朋友所在的公司、企业承接项目，自己则利用职权幕后运作，给予实质性利益，亲戚朋友获利后再进行巨额利益分配。这些隐蔽性的手段使查处难度变大。 　　(三)权力过分集中且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诱发一些人通过官商勾结实现暴富。从查处的一些案件看，当前我们的权力设置还不够科学，监督和制约机制还不够严密。如，个别领导抓住工程招投标和工程款拨付两个环节，收受巨额贿赂，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暴富老板”。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必然使一些领导干部成为不法商人追逐的目标，为他们实现暴富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四)对商业贿赂和行贿行为打击力度还不够。尽管这些年来我国对商业贿赂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商业贿赂问题还相当严重。另外，对行贿行为打击力度不够是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有的地方以保护企业为名，对行贿人网开一面；有的领导干部出面为行贿人说情，使不法分子逃避法律制裁；有的为了取得行贿人的口供证据，执纪执法机关往往对行贿人“宽容”，形成了“只打受贿不打行贿”的潜规则。对行贿人处罚过宽、保护措施过多，造成现实生活中行贿人放心大胆行贿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官商勾结行为。一些行贿人打着“做强、做大”的幌子，肆无忌惮，腐蚀一批干部，积攒一笔财富后，又手段翻新，变本加厉，成为“职业行贿人”。 　　 　　二、治理“权力暴富”的对策 　　 　　“权力暴富”者是借助权力掠夺和侵吞社会财富的“暴发户”，是寄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的“毒瘤”。他们既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不是改革和市场机制的促进者，必须对其进行深入治理、严厉打击。从根本上治理“权力暴富”现象，需要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健全法律法规，加大惩治力度。 　　(一)依纪依法严厉惩治“权力暴富”行为。把勤劳致富、依法致富与非法暴富特别是“权力暴富”严格地区别开来。对前者要给予大力扶持、积极鼓励，对后者要依纪依法严厉惩处。一是对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矿产资源开发、金融、司法等领域中搞官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