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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侦查程序中确立沉默权必要性探析 　　 摘 要：侦查程序中的沉默权是沉默权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分析中国现行侦查模式的缺陷，明确沉默权制度在刑事诉讼方面所具有的价值，阐明沉默权制度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方面所发挥的突出作用，从而指出在中国侦查程序中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关键词：侦查程序；沉默权；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6-0252-02 　　 　　 侦查程序中的沉默权是沉默权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沉默权的演变过程来看，它首先产生于庭审阶段，而后逐步向预审、侦查阶段扩充。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英美法律都把沉默权局限在审判阶段，法院的有关判例一般也只认可被告人在法庭上的沉默。后来，随着现代警察机构的建立，犯罪侦查职能与审判职能分离，由侦查人员在审判开始之前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并提取口供，于是就产生了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警察审讯时是否有特权保持沉默的问题 [1]。传统观点认为，法律没有必要把沉默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审判之前的审讯，因为警察并不具有法官那种强迫被指控者回答问题的法定权力。到20世纪中期，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反对这种观点，主张把沉默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之中。他们认为，警察局的审讯环境和手段足以构成对被指控者的“强迫力量”，因此必须给被审讯者恰当的权利保护。如果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在审讯阶段得不到保障，那么他们在法庭上再主张沉默权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2]。由此可见，沉默权不仅仅指被告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拒绝陈述、拒绝回答问题或拒绝作证的权利，同时也包括犯罪嫌疑人在接受侦查、起诉官员讯问时保持沉默的权利。 　　 中国的刑事侦查包括发现犯罪嫌疑人、收集犯罪证据等重要内容，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强有力的侦查权保证了国家追究犯罪职能的实现，为刑事案件的起诉和审判奠定了基础；但同时，由于侦查机关的权力过强而缺乏必要的程序限制，致使在侦查实践中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 　　 一、中国侦查程序的缺陷 　　 刑事侦查工作几乎无时无刻不面临着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益的问题，也同时存在追诉机关和官员滥用国家权力的危险。因此，有效约束侦查机关的权力，保障被追诉者合法权益，是侦查工作法治化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中，由于缺少中立裁判机关的参与，使侦查工作成为针对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事实所进行的单方面调查活动。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并从事一定的防御活动，但由于律师参与范围过于狭小，中国的侦查程序仍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控诉、辩护、裁判三方面相互制衡”的诉讼形态，侦查法律关系也局限于追诉与被追诉、追究与被追究的两面法律关系。笔者认为，中国侦查程序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侦查活动的实施与监控。中国的侦查活动具有很强的行政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侦查活动的单向性。在侦查过程中只有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而不存在犯罪嫌疑人一方的调查行为，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都无权实施任何调查活动；第二，侦查活动依职权主动进行。侦查机关依职权进行专门调查活动或者采取强制性措施时，就认定犯罪嫌疑人只能被动地服从和配合，不具有选择权，而律师的介入也仅限于有关法律问题的解答层面，侦查机关不用通知辩方律师到场参与，也不听取辩方律师的辩护意见，而是直接自行作出有关决定或实施有关的侦查活动。在侦查实践中，侦查机关针对犯罪嫌疑人开展的调查取证工作因为缺乏必要的限制，常常超出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罪名的范围。与此同时，侦查活动的监控以内部监控为主，主要包括侦查机关负责人的事先审查和纪检、法制部门的执法执纪监督，缺少中立司法机构的参与。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有权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中，除审查批捕外几乎全都是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自己执行的，并没有司法机关的同步审查。对侦查活动的外部审查主要来自检察机关，但是由于检察机关本身担负着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职能，在自行侦查的案件中又属于侦查机关，因此检察机关在侦查程序中并不具有中立、超然的地位。 　　 2.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问题。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犯罪嫌疑人一定的当事人地位，但是在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却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根据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因此，侦查机关“以审代侦”，把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侦查工作重要手段的现象，和由此形成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没有从法律程序上得到有效控制。另外，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都被长时间羁押在公安机关的看守所，而辩护律师一般不允许到场参与讯问，使得犯罪嫌疑人失去有效防御的能力而成为被动承受追诉的一方，其主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