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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涛教授与当代经济研究杂志创办 　　农历正月初七上午，惊闻“宋涛老师去世了。噩耗犹如晴天霹雳，让我呆坐在沙发上，半天说不出话来。惊愕中，一个和眉善目、说话慢条斯理的慈祥老人在我脑海中走出来。 　　我和宋老的交往，是从创办《当代经济研究》杂志开始的。 　　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宋涛教授接替许涤新同志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当时学会在全国有近百家团体会员和几百人的个人会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到8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逐步演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低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在这种背景下，宋涛教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胆略和气魄，提出创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阵地的意见，并几次试图联合国内学术研究机构，创办《资本论》研究杂志，一直到1990年，这项事业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从王乃恒那里得到信息后萌发了承办《资本论》研究杂志的想法。 　　1990年中秋节刚过，我和王乃恒老师一起去成都参加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五次学术研讨会。在成都，王老师把我领到我仰慕已久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宋涛老师面前说：“宋老，我向您推荐一个年轻人，他叫高明久，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是我的领导，吉林财贸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他是我的学生，我是您的学生，徒子徒孙，您的学生千千万，您就是祖师爷。”宋老哈哈大笑，笑得那样灿烂、开心。 　　宋涛老师自豪地说：“我的学生实在不少，哪里都有。你们吉林的省委书记何竹康，就是我的学生；还有一个宣传部长叫胡厚钧，也是我的学生。现在学生们都出息了，不少都当了省部级以上的领导。这也不奇怪，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 　　“都是您老师教育得好，您是桃李满天下。”王老师附和着说。 　　“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这是党教育的结果。单凭一个人什么大事也于不了。”宋老纠正道。 　　“明久有个很好的想法，想向宋老汇报。”王老师接着说。 　　于是，我向宋老汇报了我的想法，我说：“我们每次召开学术研讨会都收到许多有价值的科研论文，但却难于发表，通过出版书籍的办法发表又周期太长，图书出版丁，文章已过时了，而且书也难于出售，年年积累很不好处理。所以，我们应该创办一个刊物，有了自己的刊物这些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 　　宋涛老师说：“办刊物是个好办法。过去也有人提出过，但是没有办成……既然明久提出来了，就把办刊的任务交给你们吧!创办过程中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我们再商量。” 　　从成都回到长春，我立即向我所在的学校――吉林财贸学院的领导汇报了宋涛老师的嘱托。学校领导一致认可我们的想法，表示要全力支持这一举措。 　　这次汇报之后，我便为在国内创办一份新的经济理论刊物忙碌了起来。我和研究所内的一些老师一起，首先学习了省出版局下发的办刊要求等有关文件。按要求拟定了一个出刊计划，提出了办刊宗旨和原则，讨论了刊物名称、栏目设置，草拟了稿件的刊用标准，并请人设计了几幅供选择的封面。为了提高办刊水平，还专门研习了国内一些有影响刊物的优点和特色。在这些主要工作有了眉目以后，又着手筛选了准备在第一期试刊上刊用的稿件。最后，我和王老师带上这些材料去北京向宋涛老师汇报。 　　我们来到宋老的办公地方一一中国人民大学的红二楼。这是一幢陈旧的学生楼，楼道两侧拥放着许多自行车，有的房间若不移开自行车连屋都进不去。宋老的房门上贴着一张“谈话不要超过三分钟”的纸条，他告诉人们主人的时间宝贵。敲开门后，宋老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后我环顾了一下房间，房间和主人一样朴实无华：十几平方米的屋内，除了一张旧单人床、一个老式的两头沉写字台和两把椅子外，房间里堆满了一箱又一箱的书，连写字台下都是。真没想到，这就是国内著名的大经济学家的全部“家当”。走进宋老的房间，犹如走进了他的内心世界，他没有过多的奢望，只要有个写作的地方，只要有探求真理所需要的书陪伴就足矣。这时我突然想到，这和当年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研究写作《资本论》的情境是何等的相似，其基本要素都是两个：写字台和许多书。我不禁对面前的这位老人更加钦敬起来。 　　我向宋老汇报了创刊的准备工作。宋老听了我的汇报非常满意，他说：“这件事情搞了几年都未搞成，没想到你们一个月就办好了。你们做了许多工作，而且想得很周到，很细致。”他还看着我说：“明久很能办事，年轻有为呀!”接着，他对办刊工作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指导意见。 　　宋涛老师指出：“要办好这份杂志，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论要联系实际，要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要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