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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与戴尔比较 　　在中国,一谈到管理学中经验学派的代表人物,往往首推德鲁克和戴尔。细究起来,这两位的情况有所不同,德鲁克自己没有说过他属于经验学派,而戴尔的经验学派代表身份则毫无疑问。 　　国内将德鲁克划归经验主义学派,最早见于1981年马洪为《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撰写的前言:“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德鲁克、戴尔等人。”至于这样划分的原因,马洪没有详细解释,仅说:“他们认为,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都不能完全适应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关企业管理的科学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以大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加以概括和理论化,向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实际的建议。” 　　显然,以80年代初期中国对管理学的认识来看,这样的划分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德鲁克同戴尔、斯隆、福特等人的管理思想存在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德鲁克本人却始终自认为是一名“社会生态学家”,事实上,德鲁克同其他经验主义者之间确实存在不少根本性的分歧。所以,从今天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德鲁克来看,不加辨析地将德鲁克划归经验学派阵营,是不恰当的。 　　具体而言,德鲁克的管理研究同以戴尔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具有相同之处,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研究起点上,双方对管理学的研究都始于企业的实际管理经验。如前所述,戴尔对管理经验的强调,构成了经验学派的主要特色和理论倾向。同样,德鲁克的管理理论也是来自于企业的管理实践。事实上,德鲁克对管理学进行研究的开端,始自1943年秋他对通用汽车公司展开的长达一年半的实际调研。然而,双方只是研究起点相同,在这种貌似相同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分歧。 　　其次,在研究的侧重点上,德鲁克同经验学派都重视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的实践。在德鲁克看来,管理是一种实践,更是一种人文艺术,而不是一条条空洞的理论原则。正如雷恩所言,“他的贡献主要在于管理实践领域”。因此,德鲁克将1954年出版的书定名为《管理的实践》,而抛弃了当时最流行的“管理原则”。戴尔对管理实践和经验的强调,我们可以从《伟大的组织者》中窥见一斑。至于斯隆、福特等人,他们本人就是大企业的所有者兼管理者,通过《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斯隆自传)、《我的生活和事业》(福特自传)等著作,他们都比较详尽地记录了自己多年管理实践中形成的成功经验,都对本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的管理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次,对管理研究的目标定位上,他们具有一致性,都是为了维护自由企业制度。所谓自由企业制度,指的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独立作出自身所有决策的制度。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和企业井水不犯河水,政府作为仲裁者,不能干预企业内部决策。在德鲁克、戴尔、斯隆看来,自由企业制度是美国甚至西方文明强盛的关键,一旦企业绩效不佳,就会为政府管制和介入提供借口。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长远来看,必将摧毁自由企业制度。所以,为了拒绝政府管制,更为了维护自由企业制度和业已取得的自由成果,必须提高企业的管理绩效,所以才有了研究管理学的必要。 　　虽然德鲁克同经验主义者存在着上述相同点,然而,严格来说,第一个相同点仅仅是表面相似。因为德鲁克的管理研究虽然始于在通用汽车公司的调研,但是真正的研究基础和理论方法却另有源头。德鲁克在涉足企业管理之前,就出版过《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文译本由台湾宝鼎出版社有限公司于2005年翻译出版)和《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两本专著。这两本专著,更能反映出德鲁克思考的焦点。所以,与其说德鲁克的管理研究始于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经验,不如说源于对社会变迁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分析。 　　德鲁克同经验主义学派的理论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双方理论的逻辑进路不同。德鲁克的第一部专著是《经济人的末日》,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的秩序崩溃是极权主义兴起的根源。为了避免重蹈极权主义覆辙,需要重建社会组织,恢复人们在社区中的地位,发挥人们在社会中的功能。而现代组织(以企业为代表,后来以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兴起,恰恰为社会的重建提供了平台,有望最终形成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三足鼎立的稳定格局。所以,为了维护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发展,必然要求上述三个部门有绩效,否则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可能重蹈极权主义的覆辙。提高组织的绩效,唯一的办法就是研究管理,而这正是德鲁克管理学的起点和目标。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够理解德鲁克后来提出的一系列管理学概念,包括成果管理、绩效管理、目标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知识社会等等。归纳起来,德鲁克的管理研究,以社会为平台。 　　不同于德鲁克,我们可以从《伟大的组织者》一书中发现,戴尔对管理学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