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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中国法学法条主义 　　中图分类号：DF082 文献标识码：A 　　 　　一 　　 　　一个时期以来，不少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法学进行了回顾、总结、展望，当然包括批判。这样一种学术清理和概括虽然有着价值判断、学术旨趣的区别差异，但是总体来说是比较接近的，至少在某些方面达成了某种共识。从共识看，其中之一就是学者普遍感觉20多年来的中国法学存在着一种“法条主义”，或称“注释法学”、“诠释法学”。这种“法条主义”所对应的法学表征大致指向部门法学的基本法学操作。 　　在法律和政治、法学话语与其他话语（比如政治话语）的对比中，而且在中国法律职业迫切需要发展巩固的背景中，“法条主义”具有了表达和推进的必要性及正当性。然而，正是这些学者，尤其是从事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学者，在参照其他法学理论比如晚近出现的与“法条主义”大有区别的诸如注重从其他学科切入法学研究的理论操作中，又在指示、担忧甚至批评“法条主义”。从法学纵向谱系的学术历史判断看，这种指示、担忧甚至批判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法条主义”，大致来说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其基本上是暂时的、特定时期的、担负一定历史任务的；一旦时过境迁，或者之后，其便可能、应当或者有必要被其他法学运作模式（比如人文哲学化、社会科学化的研究）所替代。[请主要参见苏力?币残碚?在发生［M］?北本?：法律出版社，2005：11-12、17、20-25页；邓正来?敝泄?法学向何处去［M］?北本?：商务印书馆，2006：65-66?彼樟Ω?多强调了一种“可能”。] 　　非常有趣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同样有如一些学者在考察中国法学的“法条主义”的时候所提到的，类似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诸如耶林、庞德还有现实主义分子等法学学者对“概念法学”、“机械法学”的判断。[例如，见邓正来?敝泄?法学向何处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68-69]在一个世纪之前的西方“反概念”、“反机械”的法学运动中，我们可以发现和当下中国法学学者的“反法条主义”的相同之处；尽管，我们当然不能认为这样一种对待“法条主义”的态度是西方“反概念”、“反机械”的简单延续。其实，如前所述，当下中国法学学者的态度、立场，可能颇为缓和、宽容，并且展现了同情的理解认识，因为，中国的“法条主义”是在遭遇中国特定历史及现实问题之际产生的。 　　但是，在我看来，对中国“法条主义”的宽容同情，是不够的，可能需要使用一种较为“法律普遍或者普适”的叙事策略重估中国“法条主义”甚至广义“概念法学”的意义。就考察视角言，需要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历史具体地看问题，等于是一种变相的“普遍化”。而在特定情况下运用一个“普遍方式”看待一个问题，可能恰恰是维护了始终如一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种有益的实用主义。 　　 　　二 　　 　　对中国“法条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一个方面：法条主义是围绕法律条文研究法律的，一旦法律条文和社会实践发生冲突，或者不相适应，那么，法条主义也就可能遭遇尴尬。随此批评而来的一个思路，自然就是其他法学研究的方法进路需要逐步登场亮相，或者在法条主义旁边以“暂时如此的姿态”相辅相成，或者蚕食性地取而代之。 　　可是，这样一种批评，也许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法条主义本身及其所对应的法律实践本身是内在地富有弹性的。这里的富有弹性，不是指法条主义者“灵活地”研究法律（“灵活地”研究法律这一本身已经不是法条主义了，而是“反概念”、“反机械”的跳出法律之外的学术运作了），不是指法律实践者“灵活地”运用法律（“灵活地”运用法律已经通常所说的自由裁量了），而是指，正是在法条本身、概念本身之中，法条主义者和法律实践者可以展开具有开放性的法律研究和法律运用。 　　我们可以注意一个现象：法学中的法条主义者（我们外人称之为“法条主义者”，其自己未必承认）在研究一个法律概念、法律规则还有法律原则的时候，总会出现不同的意见，在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几乎可以发现“门户自立”的法条主义者都认为自己是在分析、剖解、表达、阐述一个“正确”的观点，虽然他们有时会谦虚地宣称“自己仅仅是‘可能’的正确”；同样，法律实践者在对待一个法律概念、法律规则还有法律原则的时候，也是总会出现不同的意见，而在出现差异甚至对立意见的时候，他们几乎也是都在认为自己的观点、观念是“正确”的。 　　比如，针对王海知假买假这一人们熟知的法律问题，法条主义者会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出发去讨论王海之类是不是“消费者”，对“消费者”的概念提出不同看法，对这一条的适用提出不同看法；要么会从《民法通则》的民事行为规定出发去讨论王海之类的购买意思表达是否真实、从而断定“王海行为”是否属于有效的民事行为；要么会结合两部法律讨论问题，讨论究竟哪部法律是可适用的。[学者的不同观点，主要参见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