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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阅读】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
【课外阅读】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
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家庭影响有异、著书体例的差别等原因,其编辑思想也各有特色。在编辑指导思想方面,司马迁注重儒道互补,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指针;在著书宗旨方面,司马迁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则为了“宣扬汉德”;在写书笔法方面,司马迁基本上秉笔直书,班固则突出地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编辑思想;比较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90),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班固(公元32—公元92年),字梦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班固的《汉书》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司马迁除《史记》外,还著有《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等;班固的著作除《汉书》外,还有《白虎通义》和《东观汉记》等。他们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学术界对他们史学成就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对两人编辑思想、尤其是将他们的编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还很少见。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编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一 在编辑指导思想上,司马迁既有道家思想,又有儒家思想;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作为编撰图书的指导思想。 司马迁一生的主要活动大致和汉武帝在位时间相始终,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但在当时,儒家思想一时还未在思想领域取得独尊地位,诸子百家学说依然比较活跃,在汉初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道家黄老思想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加上其父司马谈的耳濡目染,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司马迁,其头脑中既有道家思想,又新接受了儒家思想观念。 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否定天的人格和道德属性,在批判现实,反抗“既成传统”方面有积极作用,司马谈生活在文景到汉武的过渡时期,曾经“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有名的《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司马谈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我们今天常说的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等就是他率先提出来的。司马谈认为六家各有长短,但他对道家情有独钟,认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司马谈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司马迁,在司马迁编辑指导思想中,道家思想占有很大比重。司马迁不承认自然界能够主宰人类社会的活动,在《悲士不遇赋》中,他说:“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在《史记》中,司马迁探讨古今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得出的结论是“物极必反”,这正是道家经典著作《老子》所主张的学说,而他在《史记》中表现出来的反叛精神也与道家思想中反对传统的一面相吻合。故班彪认为司马迁“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司马迁编辑指导思想中,儒家思想就没有位置了,相反,由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被最高统治者采纳,儒家思想逐渐显赫起来,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司马迁不可能不受此影响,尤其是他曾经以董仲舒为师,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天人感应思想。如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沿用了董仲舒今文经学神学迷信的说法,什么黄帝“生而神灵”,“有土德之瑞”;帝颛项“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明”。在《高祖本纪》中说刘邦是其母和龙交配而生。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西汉的建立“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但司马迁对儒家天人感应的思想并未盲从,在另外一些列传中,他认为天属于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变化没有内在必然联系,对儒家思想的天道提出疑义,如在《伯夷列传》中,他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余甚惑焉,偿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因此,在《项羽本纪》中,针对项羽把失败原因归于“天”,司马迁驳斥道:“岂不谬哉!”司马迁编辑指导思想以儒道为主,但并非只限于儒道两家,实际上,他继承了父亲司马谈《六家要旨》的学术宗旨,对诸子百家兼容并包,认为它们各有所长,不能偏废,所以,《史记》中为老子、韩非、庄子、申不害、墨子、邹衍等各家代表人物立传,并且辑录了他们的典型思想材料。 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儒家思想经过西汉董仲舒及数代帝王的大力提倡,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班固的祖先在西汉时就是儒学世家,东汉时,班家又成为外戚,“家有赐书”,与皇室关系密切。班固的父亲班彪在刘秀还没有统一全国时,就为刘氏政权寻找理论依据,“乃著《王命论》以救时难”。其中宣扬汉承尧运,天命有归,王者兴衰,非人力所致。《王命论》的目的在于宣传君权神授思想。汉章帝召集群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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