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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伍玉璋合作思想 　　伍玉璋,四川泸县人,1919年投身于金融界――聚兴诚银行,1921年―1922年到成都农工合作储蓄社、普益协社工作,并加入平民学社,编辑《合作潮》、《合作月刊》,撰写了大量的有关合作社的文章。1929年受中国合作学社负责人王世颖之托,编写了《中国合作运动小史》,全面介绍了中国合作社的发展概况,另外,还著有《合作国际与中国》、《中国合作文献目录》等书籍和文章,对推动我国合作社事业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伍玉璋是我国早期合作社的理论家和宣传者,他的合作社思想,有如下几点: 　　 　　合作主义只此一家,并无分店 　　 　　伍玉璋认为,合作主义不仅是经济的解释,而且有“共有、共管、共享”的内容和形式,它是民生主义的一部分,包含着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内容,所以说它也是人生的问题。他赞同孙中山的合作社思想,认为人类历史,从社会活动到社会组织、经济组织,都是建立在“寻食”基础上,并引用孙中山的话说: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而人类求生存必须有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养。养就是“寻食”。寻食是从“民生”两字演变来的。伍玉璋认为从个人的寻食到多人结合的寻食,就是社会组织的原始――社会源于互助。他说,正如孙中山所说,人类求生存的问题,就是民生问题,而民生问题,就是生存问题。 　　伍玉璋强调合作主义的主张最为正确,是正统的。他说:合作主义只此一家,并无分店,有人把合作主义分列成三个体系――一个是纯合作主义的合作运动,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运动,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运动。这种分体是错误的,因为后两者实际上是前者适应性的表现。合作主义,有它的理论、原则,有它的目的。合作社运动在各国都能够推行无阻,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都走得通,这是因它有一种中立的适应性,能适应各个国家间的特长。就以立法为例,尽管各个不同国家的合作社法内容不同,但都不废弃合作社原理与合作社原则,并受其保护而不被肢解或分裂,依然是完完整整的。他引用法国合作经济学学者季特的名言:合作(社)不顾自己国家化,而且要国家合作(社)化! 　　伍玉璋还多次强调,合作主义的立场既不与资本主义国家争一时之胜负,又不与社会主义国家论一时之长短,想达到的目的是超国家的合作共和,大同世界。至于他的政治中立主张,不是表示要与政治绝缘,而是愿为协助而不愿为政敌。“无论如何之政体,均能调和以适应之。”所以说它是超国家的组织。 　　伍玉璋虽然在谈到合作社问题时,也引用了孙中山的一些话,但他的合作社思想的基本点,是一个标准的合作主义者。他对合作主义的解释和主张,完全是一种幻想,是根本办不到的。对他的这些主张,不仅是今天的人看来是行不通的,就是在30年代就有一部分人认为是“玩古董而离开了社会的立场”。 　　国家要制定法律,保护合作社 　　 　　伍玉璋认为“法”是人民日常生活准则的规范,合作社法是私法,属于民法之类。合作社法与其他法一样,并不存在于生活之前,而是追随生活其后。他举英国罗虚戴尔为例,先锋社创立于1844年,而合作社法乃颁布于8年之后,他说:合作社法,乃人类社会生活中合作行为必须遵守的规范,有本质,也有其本位。他在1929年总结中国合作社运动的经验时指出:中国合作社运动,所以构成初期失败的最大原因,一半是合作社研究者未担起教育的责任,未能引起社会注意;一半确是立法者的责任,因为没有法,使合作社没有保证,已有的合作社不能进步,差不多都有合作社法,没有单行法的,在民法、商法中也订有合作社法例。这是因为合作社行为虽然也是一种工商行为,但它是“废余利,除竞争”的,是维护公有利益的,不能与普通工商一样对待。世界多数国家都颁布有合作社单行法,而合作社在中国虽然采用了罗虚戴尔原则,但因为没有法的保证,使许多办起来的合作社也失败了。 　　1935年伍玉璋以《合作社法之本质与内容及其疑义之研究》中强调合作社法的重要性及有关问题。他说:中国合作社立法问题,提出者不少,如1920年戴季陶写出了《产业协作社法(草案)》;1921年于树德在《信用合作经营论》中介绍了德国、日本的合作社法;1928年寿勉成汇集了其他国家的合作社法,介绍了英、法、德、俄、美等国的合作社法;1932年童玉民提出了立法总则。所有这些,对促进制定我国合作社法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民政府于1935年颁布了《中华民国合作社法》。伍玉璋认为有了一个政纲法令是可贵的,但“仍是空洞的东西”,关键看能否运用,否则会失去立法的本意。立法的基本点,一是使法为全民性的整个行为推行合作社,便于合作化而利用法的效用;二是得到全民认识上之了解,使合作化推行顺利。伍玉璋还对合作社法的有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包括:合作社是法人但不同于一般公司,它属于非赢利性的法人;法例中不能有资本额之规定,应修正为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