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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新品种权制度对农民务农收入影响实证分析 　　摘要：文章基于湖南、山东、重庆的237户农民的调查数据为依据，进行了植物新品种权制度对农民务农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务农收入的变化与多个因素相关。但植物新品种权制度的完善程度和执行力度与农民务农收入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并从界定和保护植物新品种权、加大政府及中介组织的推广宣传和信息提供、建立国家补偿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植物新品种权；制度；农民务农收入 　　 　　一、引言 　　植物新品种制度作为植物种子研发领域中一项重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通过保障育种者的创新利润，激励了育种者投入更多的资金去研发新品种，使农民有了更多选择新品种的机会，为农民务农收入的增长提供了保证。Alston和Venner（2002）认为PVPA的实施对公共科研机构而不是育种企业的小麦育种资源有促进作用。Gokhan Ozertan（2001）用模型检验了棉花、玉米和大豆的经济后果及选择新品种的行为动因，认为种转基因新品种确实能够带来产量的增加并降低种植成本。林祥明（2006）、吕凤金（2006）认为植物新品种保护提高了种子的成本，种子销售价格和企业的利润率均有明显上升。陈超（2004年）、吴立增、刘伟平（2005年）构建了植物品种权人收益与植物品种保护水平关系的理论模型，分析了新品种价格、品种权人成本及收益与保护水平之间的关系。王学君、宋敏（2007）则从维权成本、种子经营主体、权利人维权积极性等方面考察了植物品种权利人维权途径的理性选择。刑岩、陈会英（2009）强调植物品种权入股是农业知识产权与经济的结合，有利于加快品种权的实施应用。总体来看，在我国实施植物新品种权制度的14年中，关于植物新品种权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是较为分散和缺乏系统性。因此，为把握植物新品种权制度在促进农民务农收入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本文通过对湖南、山东、重庆地区的农户展开实地问卷调查并获取一线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植物新品种权制度与农民务农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二、基于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说明 　　本文采用的调查数据主要来自于2009年7-9月和2010年2-3月开展的农户实地调查，调查地点分别是湖南湘西地区、山东历城地区和重庆梁平地区，同时以统计年鉴查询和电子邮件（问卷）等多种方式为补充。调查涉及的作物品种有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作物种子以及蔬菜和苗木种子等。调查共发放问卷280份，收回有效问卷237份，回收率为86.43%。 　　（二）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统计特征 　　从表1可以看出：在被调查者的年龄结构中，年龄在50-59岁的被调查者人数最多，占35.86%；其次是年龄在60岁以上，占总人数的28.69%。这部分人群是农村的主要事实劳动力，并且拥有相对多的农村生产生活经验，对农业生产过程中作物的品种有相对多的了解和实际应用效果的述评。在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方面：被调查者的学历以初中毕业的人数最多，占到40.04%；其次是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占到37.5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19.41%。说明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相对较多，可见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还有待提高。当被问到：从事种植业是否赚钱时，41.77%的被调查者认为基本保本，占到的比例最大；29.11%的被调查者认为从事种植业不能赚钱；只有26.58%的被调查者认为从事种植业可以赚钱。可见，从事种植业没能给农户带来较多的收入，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不高。农户人均耕地面积方面：耕地面积主要集中在0.8亩-1.6亩之间，占调查者总数的49.37%；其次为0.4亩-0.8亩，1.6亩-2.0亩之间，分别为16.46%和18.99%；2.0亩以上的为13.93%。 　　（三）植物新品种权制度实施与被调查农民务农收入关系的统计分析 　　表2显示，农户认为提高农作物产量的主要原因有良种使用、肥料及农药的投入、田间管理和采用新技术等。其中，使用良种被认为对提高产量的影响最大，占调查农户的45.99%；其次是农业新技术的采用，占25.74%；且89.45%的调查农户认为新品种的采用提高了粮食产量。对于新品种与一般品种差价的接收情况，当差价在40%以下时，77.64%的农户认为可以接收；不能接收任何差价的仅为12.66%。调查中还发现，广大农民对植物新品种权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还有待提高，十分清楚相关制度的农户为39.24%；较为模糊和不清楚的农户为调查总量的60.76%。关于农户对待新出现的作物良种所采取的态度，37.13%的农户选择了先观望后采用；27.43%的选择先少量试种后采用；仅有2.53%的调查农户表示不采用新品种。 　　三、模型选择 　　（一）模型建立 　　为了分析植物新品种权制度是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