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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我国免证特权制度必要性与契机 　　摘要刑事诉讼中的免证特权制度是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就有与此相类似的亲属间的“容隐制度”,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但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立法中并没有建立免证特权制度。本文对我国构建免证特权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免证特权制度应当并且可以在我国建立。 　　关键词免证特权 亲亲相隐 公共利益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5-164-02 　　 　　一、构建免证特权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一)继承中华法系传统,弘扬家庭伦理道德的需要 　　继承中华法律传统,弘扬家庭伦理道德,需要建立免证特权制度。免证特权制度符合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从中华法系的“亲亲相隐”的规定可知,我国的传统社会非常注重亲属间的和谐关系。因为,家庭作为社会细胞,家庭的稳定团结亦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因此,赋予亲属之间的免证特权是巩固家庭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相反,强制性的要求一个人揭发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配偶、子女,这在心理上无论如何也很难接受,由于个人都是“感情动物”,让一个人指控自己的亲人,这无异是对人性的摧残。倘若“亲亲不得隐”,那么必然是夫妻之间相互提防,父母兄弟之间相互猜疑,生怕有朝一日,现在的陈述成为不利于己的证据,正所谓人人自危,亲人之间的亲情、信任丧失殆尽,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很难维持,这必然会危及社会最基本构成单位――家庭的安定、团结和友爱,进而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有序。鉴于此,尽管我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盛行,并且漠视基本人权,但是这种保护一定范围内亲属关系的特权却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二)保护特殊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保护特殊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建立免证特权制度。一个社会的有效运转,依赖于各个行业的存在与健康发展,特别是与公民个人权利和身心健康密切相关的律师、医生、牧师等职业。这些职业的存在,是以从业者和其服务对象之间的信任和合作为基础的。如果为了查明一个具体的刑事案件,而要求这些行业的从业者去充当指控其服务对象犯罪的证人,那么,这种信任和合作必然会荡然无存,这些行业的存在和发展也必将面临着诸多不可克服的困难。尤其是要求从事特定职业的证人作证将直接面临着义务的冲突,如要求因职业原因而负有保密义务的人作证,实际是迫使其履行作证义务时违背保密义务。显而易见,在各种义务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单纯以损害一种利益为代价而换取对另一种利益的保护,并非现代法治的一种合理选择。诸如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其立法之所以规定免证特权制度,就是因为存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公共利益,一方面为发现事实真相以实现公正,另一方面为具有特定身份或职业的人,要遵守忠实和保密义务,在此情况下法律选择了牺牲前者而保护后者。这种牺牲探求事实真相为代价而对特定社会关系所作的让步,说明毕竟还存在着比证 明个别案件更为重要的社会价值。 　　(三)克服证人出庭难问题,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 　　克服证人出庭难问题,提高诉讼效率,需要建立免证特权制度。在刑事案件审理中,证人出庭率是非常低的,有的学者指出,对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无论是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前,还是在修改后,这一制度都执行得不好“甚至连流于形式都做不到”。证人与刑事被告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职业关系,是证人出庭难的原因之一。如果仅仅考虑诉讼中可以利用的证据的数量,设立免证特权制度无疑会消弱案件事实的认定基础,但由于这一制度下免于作证的是与其最密切社会关系的亲属,以及那些基于职业关系原因而知晓私密信息,而不愿意披露这些信息的人,即使在免证特权缺位的情况下,他们的证言也会因为其身份关系而变得可疑。因此,从提高案件证据的效力的层面,相对地排除这些证据有着积极意义。另外,在确立免证特权的情形下,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将更加注重对物证和其他证言的搜集、使用,减轻对相关证人证言的依赖。诉讼过程不会因为证人不愿作证而出现停顿,符合诉讼效率的要求。 　　(四)保证证人证言证明力的需要 　　证据的证明力是指其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能力,而证据的证明力的关键在于证据的可靠性,不可靠的证据不仅不会对查清案件真实情况有帮助,而且可能会对司法机关的侦查行为产生误导作用。从证言的可靠性角度来讲,当与案件毫无利害关系的第三者提供证言时,其证言的可信程度更高。相对而言,如果证人与案件存在着一定的利害关系或是出于职业的原因而有保密的要求,这些证人即使基于法律的规定提供了证言,其真实程度也会令人怀疑。因此与其强迫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作证,得到令人难以信赖的证言,还不如赋予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以免证特权,以保护特定社会关系的稳定。各国之所以免除亲属之间的作证义务,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考虑到证人的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