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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最大商人集团――广州十三行 　　 十七世纪末，当世界贸易的大帆船驶入中国大陆南端的广州港，发现在珠江岸边有一片对外开放的商馆区，由总揽外贸的专业组织接待远方商户，统购进口洋货，营销中华物产。这就是在中国外贸史上显赫一时、令中外商贾八方云集的“广州十三行”。“广州十三行”是洋货行的统称，不代表洋行的实际数目就如同同时代承德“外八庙”之名。 　　 　　一口通商洋，关税占全国四成 　　 　　 历史上，中国的对外贸易时开时禁。清康熙盛世，撤除明以来的禁海令，实行开海通商政策，广州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门户，海外贸易始盛。一六八五年，伴随着日益频繁的国际商业交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贸专业团体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它是清政府设在广州的特许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洋货行，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一七五七年，自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不需与外夷互通有无”的乾隆皇帝，面对蜂拥而至的外国商船，一改前帝的开放思想，断然在全国实行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仅留广东的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作为粤海关管辖下的中外交易场所，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得天独厚的政策环境，造就了南国历史上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文化的辉煌时代。从此，广州十三行的命运便与清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 　　 对外贸易锁定粤海关一口之后，十三行洋船聚集，商贾使节往来不绝。来自英、美等国的船队，每年五、六月间泊靠广州港，带来西方的工业品、工艺品，在十三行商馆卸货交易后，带着中国丝绸的华贵、瓷器的典雅和茶叶的芳香，于九、十月间乘风回归。这就是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景象，也是当今每年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雏形。 　　 从清宫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清帝每年都要亲自过问洋船到粤及海关税收情况。一口通商之后，经十三行完成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一七五四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一七九○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十九世纪中期，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是广东地方财政收入的60%、清政府年关税收入的40%。洋船增多，洋行亦有添设，一七五七年的洋行数目创下历史最高，达到26家。 　　 从世界商贸的眼光看，独口通商实际是一种贸易上的束缚，但它在客观上造就了盛清时期著名的中西贸易中心和广州十三行繁荣的商贸历史。 　　 　　四大豪商，全国首富 　　 　　 清政府规定，洋货行商人必须是“身家殷实，赀财素裕”者，为的是保证对外贸易的信誉和洋行经营的底蕴。十三行商人经常被认为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之一，而在这些豪商巨贾中，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最。据记载，潘家的豪华别墅临广州珠江而筑，堂皇气派。伍家豪宅与潘园交相辉映，是一处大型的园林建筑。伍家资产在一八三四年约有2600万两白银，被当时的西人称为“天下第一富翁”。二○○一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将伍氏商人评为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十三行商馆内也是金山珠海，堆满银钱。一八二二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商馆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火之大者，烧粤省十三行七昼夜，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由此我们可以略见十三行商馆的奢华。有位广东官员在上奏皇帝时说，由广东销烟引发的中外鸦片战争，其战火之所以绕开广东，与十三行商馆中囤积着大量外国公司的财富不无关系。 　　 十三行行商与两淮盐商、山西陕西商人一同，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十三行商人从垄断中西贸易中崛起，他们的成功，除了精明过人和能财善贾的商业才能之外，更有交通官府、取悦朝廷、迎合外商的手段，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求得自身发展，成为左右中国外贸市场的风云人物。 　　 清宫“粤海关”档案记载，每当洋船到港投行卸货之后，行商总会私下赴海关衙门行贿送礼，以获得官府对其把持行市的许可。雍正年间，行商每年缴送这种买办银两达3―5万，相当于粤海关正税的1/3。为了讨好朝廷，求得外贸特权的稳定，每遇国家大事，行商都会不失时机地向朝廷捐输报效。自一七八七到一八二○年，行商以军需、河工、万寿（皇帝生日）等名目共捐银350余万两。他们还通过当时官吏品级商品化的捐纳制度，以捐输报效的巨款换来许多官衔和职务。潘、伍两家族都曾捐得三品顶戴，这是商捐所能得到的最高官阶，由此，他们成为通达朝廷、既富且贵的官商。 　　 为了从中西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行商亦千方百计地笼络外商。十三行的早期行商首领潘振承为垄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曾出面促成清政府取消约束外商的“生丝出口禁令”和十三行的“公行制度”。英公司大班十分赏识潘振承的作用，一直保持着东印度公司与潘氏家族最大的交易额。伍家行商也是借夷起家的经营者，他们与美商关系最为密切，伍家出口的茶叶，通过美国旗昌行远销欧美各地。十九世纪中期，在美国凡带有伍家图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