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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汉学对中华文化贡献 　　几年前，笔者应邀赴北欧访问，相继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哥本哈根大学汉学系、奥斯陆大学汉学系作过短期的讲学和学术交流，结识了瑞典汉学大师马悦然教授和北欧汉学界的一些朋友，从而对北欧汉学特别是瑞典汉学的发展状况，有了一些粗浅的了解。 　　 　　一 　　 　　瑞典的汉学研究，虽可追溯到17世纪中叶，但从自发地欣赏中国文物到自觉地研究中国文化却是本世纪才见成效的。 　　在瑞典，现代汉学是由几位大师的开拓而形成规模的，起因当然是古老的华夏文明对西方世界强大的诱惑力引发的。1919年9月瑞典成立了“中国研究会”，首任会长由瑞典元帅帕兰德担任，接着，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对中国新疆和西藏的大戈壁连续进行了三次远征，他不但测定了罗布泊的位置和历史变化，还在沙漠中发现并发掘了楼兰古国遗址。这些成果大大震动了欧洲汉学界。于是在帕兰德元帅逝世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亲自担任了瑞典“中国研究会”主席。有王室和上层社会的大力支持，给瑞典汉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就在斯文赫定在中国西北大戈壁中发现了楼兰古国遗址的同时，瑞典在中国担任地质调查顾问的地质学家古纳?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组织发掘了这个在亚洲尚无先例的新石器时代的史前人类文化遗址，获得了大量令人吃惊的彩色陶器，此后即被命名为仰韶文化遗址。不久，安特生回师河北，在经过周密论证和试验发掘之后，又组建联合调查组对北京周口店遗址进行发掘。后来参加联合调考察的中国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发掘出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古猿人头盖骨，这是世界上发现的第一件最古老的人类头盖骨化石，顿时轰动了世界。后来裴文中在《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第12页)中曾经肯定了安特生等人的功绩，认为“没有他们的努力工作，中国史前学界是不会如此进展之速。” 　　瑞典当代汉学大厦，是由本世纪几位汉学大师作为柱石支撑起来的，其中瑞典著名语言学家高本汉影响最大。高本汉曾花费数十年时间，根据中国古代韵书、韵图和现代汉语方言，日本、越南、朝鲜诸国语言中汉语借词的译音，重新构拟了以唐代长安方言为基础的中古汉语语音系统。他的巨著《汉语音韵学研究》确立了他在西方汉语历史语言学方面的领袖地位。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赵元任、李方桂花了十年时间，才将这部巨著译成中文。罗常培认为这部书是“本世纪科学研究汉语语音的第一部宏伟著作。”(1941年，重庆《图书月刊》一卷七、八期)中国的音韵训诂学明清以来，虽然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了，但直到高本汉的这部巨著译为中文之后，中国的语言学家才开始使用汉语拼音。赵元任创设的第一套罗马拼音字母方案就受到高本汉音韵学理论的直接影响。 　　高本汉一生著述等身，其研究成果即使在汉语的母国，也属一流水平。他在欧洲是汉学界的丰碑，此后，欧美不少大学汉学系中执牛耳者，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如瑞典斯德歌尔摩大学汉学系马悦然教授、挪威奥斯陆大学汉学系韩恒乐教授、丹麦歌本哈根大学汉学系艾葛乐教授、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乔吉教授等等。 　　真正把汉学的研究领域从考古学、语言学扩展到文学并把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作品大量介绍到欧洲的瑞典汉学家是马悦然，他一开始就按照他的导师高本汉的治学方法，在古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方面扩大了牢固的基础，然后又用两年多时间到中国四川收集了重庆、成都、峨嵋、乐山等地的方言资料，在考察中结识了后来的马夫人陈宁祖女士，成就了一段异国姻缘，陈宁祖随马悦然定居瑞典以后，一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在汉学研究领域，马悦然是一位高产的学者，《中国西部语音研究》是他获得广泛声誉的汉学专著。他还对中国《春秋》中的《公羊传》、《谷梁传》作过考证和翻译注释，他最先把中国的《水浒》和《西游记》译成瑞典文，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诗经》、《礼记》、《论语》、《孟子》、《史记》等著作，译介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还组织领导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这套手册共分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洋洋四大卷，每卷大约收名家作品100篇左右。此外，他还发表和出版了二百多种有关中国文学、哲学、语言学等方面的论著。50年代末期，他曾担任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和老舍、冯牧等中国作家结为至交。1985年马悦然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由于他是评委中唯一精通汉语的院土，所以使得这一世界性文学评奖机构的成员，增加了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近十年来，为了使西方读者更多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大量翻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如沈从文的《边城》、高行健的若干剧作和长篇小说《灵山》，北岛的全部诗作，李锐的系列小说《厚土》和长篇小说《旧址》，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以及台湾和大陆十多位诗人的作品。 　　马悦然在欧洲汉学界，是属于百科全书型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