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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变动视角下乡村治理新体系构建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总要求中，“治理有效”不是为经济振兴助力的次要方面，而是乡村建设的基础保障。人口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区域结构的深刻变动，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关键词：乡村 社会结构 社会治理 新体系 　　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则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表现之一，已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最大制约和突出短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乡村振兴，是全面的振兴、是融合的振兴、是长期的振兴，既要振兴产业，也要推动农村文化、治理、民生、生态等在内的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在乡村治理方面，治理体制和治理格局基本形成，但是农村传统治理资源的流失与现代治理资源供给不足，以及全社会对乡村治理价值的认识偏差，导致了乡村治理的脆弱化和碎片化，这严重制约乡村振兴和现代化进程。 　　一、乡村社会结构变动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改革开放40年来，乡村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乡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乡村社会结构变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每个维度都投射出新的乡村治理问题。 　　（一）人口结构变动对乡村治理带来的挑战 　　从人口年龄结构看，内蒙古乡村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出多进少”的乡村人口流动模式，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空心化”和“老人农牧业”问题。2010年内蒙古乡村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8.20%，城镇为7.05%，二者相差1.15个百分点。《内蒙古农村牧区嘎查村现状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样本嘎查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8.13%）与乡村基本持平，比城镇高1.08百分点。从样本嘎查村人口流动情况来看，以外出打工为主的流动人口比例达到17.73%，其中年龄18―40岁之间的青壮年劳动力占比为85.77%。早些年，只是剩余劳动力外出，进入新世纪以后，连农村牧区和农牧业发展所需要的有效劳动力都在向外流动。“老人农牧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个案，而是日益成为一种常态的农牧业生产情景。 　　同时，随着乡村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和女性劳动力的外出，乡村“剩男”问题开始显现。2010年，内蒙古乡村人口性别比为111.21，高于正常范围上线4.21个点。样本嘎查村人口性别比115.00，尤其25―35岁的未婚人口性别比已高达210.67，最佳适婚年龄人群中的“剩男”问题更加突出。“光棍”群体因缺失家庭支持和保护而逐渐变成具有“认知+经济+婚姻”三重贫困特征的特殊群体，他们担当乡村治理重任的意愿和能力明显不足。 　　在乡村人口老龄化和嘎查村“空心化”的背景下，乡村治理不仅遇到了缺乏治理人才的困境，甚至部分嘎查村基本公共事务和民主自治无法正常运行，更谈不上乡村治理创新。 　　（二）阶层结构变动对乡村治理带来的挑战 　　庞大的农牧民阶层处于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最底层，他们的收入与社会声望较低，而且其内部分层、分化开始加速。学者通常采用收入标准和职业类型来划分阶层。从收入分层看，样本家庭收入均值为12000元左右，按上中下三个档次划分的话，高收入家庭占6.0%，中等收入家庭占77.8%，低收入家庭占16.2%。样本家庭收入标准差为33170元，其中牧区家庭为37106元、半农半牧区家庭为18903元、农区家庭为37813元。“准橄榄形”家庭收入形态基本形成，但其内部贫富差距仍然较突出，且两极分化现象较明显。三种经济类型中半农半牧区贫富差距相对小一些，农区与牧区面临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扩大的双重局面。 　　乡村社会除了农牧业劳动者（73.1%）以外，还有外出打工者（8.8%）、知识分子（1.4%）、非农牧业自营者（1.4%）、乡村管理者（7.4%）、无业者（0.8%）、无劳动能力者（3.5%）和其他（3.5%）等职业分层。尤其农牧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牧场、农牧业园区等农村牧区新型经营主体的大量涌现，进一步促进乡村社会分化，各种形式的兼业者阶层正在兴起。 　　无论是收入上，还是职业上的分化，乡村没有形成像城市社会分层那样边界清晰的层级结构，但是分化使得不同群体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不同的社会影响力，更有不同的利益取向和追求。在这样的阶层格局下，乡村治理显然比以前更具挑战性。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乡村治理中如何合理平衡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既要防止上层阶层对中下层的剥夺，又要避免下层对上层的对抗，实现各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乡村治理的重大课题。 　　（三）区域结构变动对乡村治理带来的挑战 　　内蒙古的乡村除了农区和郊区之